哲学篇

　　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

　　警惕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创新”马哲
　　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纠正这一偏向，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科学看待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哲学，则更是长期疏远了共产主义。这种疏远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误解，从而把共产主义视为只是一个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治概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
　　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反对文化虚无主义防止保守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有学者提出，目前在中国大地上，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这使得有些理论工作者感到迷茫，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有学者指出，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
　　非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影响力
　　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处于明显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这种公信力和认同度来自于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举措；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多年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争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渐趋式微，“中国威胁论”、“中国争霸论”尽管有所抬头，但由于中国推行和平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些论调也难以赢得多数人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有学者认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时代大潮淘洗和实践检验中逐渐失去影响力，同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态势，继续以变化了的内容和方式持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学者们认为，当前是巩固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好时期，要在新的实践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破除“西方制度迷信”
　　防范抵制文化霸权
　　学者们认为，“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同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之下，已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基本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政权组成。有学者认为，各国国情、政情、民情等不同，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会导致国家的乱局，必须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有学者认为，全球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小心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防范“颜色革命”、抵制文化霸权、防止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期望全球化进步的人民的共同任务。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政治学篇
　　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了成就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性仍不足
　　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结果。经过近两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包括治理理念现代化、顶层设计系统化、重点领域制度化和治理技术多样化。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依然不够，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滞后、虚拟网络空间正在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提出严峻挑战。有研究者强调中国推行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应该体现如下特点：第一，以国家整体绩效为立场，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第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法治化视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第三，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和规则为标准，改造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原则，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
　　落实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指出，依法治国是中共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最终是为民主服务的，法治根本的作用还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许多学者指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贯彻落实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彻底解决党和法的关系问题。党的领导并不排斥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恰好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必须自觉地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构建合作共治机制
　　政府向购买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基本路径
　　有学者指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有限、有为、有责、有能和有效的现代政府，并构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有三重使命：第一，实施政府的自我革命，减少和简化政府权力，以放权实现简政，以减权促进增效，以简权促成繁荣。第二，改革和调整行政管理体系的内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以优权催化优能，以督权推进履职，以限权达成归位。第三，政府治理现代化取向要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共治。有学者指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和推进社会事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路径，其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公共服务社会企业的竞争性关系、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机制、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的能力以及建设理性的社会信任。
　　协商民主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中深化
　　协商民主实践为中国特色民主提供契机
　　有研究者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创造，内生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不仅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超大规模国家的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以及有效治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成为理论界和党政部门的关注热点，一是因为协商民主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协商民主比较切合中国的国情。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审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其实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结构优化
　　开启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侧重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中国将实行新计划经济，即：所有的生产都会按照消费需求进行，未来的每一件产品，在生产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费者是谁，并且知道这件产品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也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有机结合。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的互相衔接与良好配合。还有学者认为，从注重需求侧到强调供给侧，明确供需两端同时发力，这是决策层对未来宏观调控政策达成的重要共识，这将有助于开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探索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
　　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学者认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重在掌握和遵循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有多个层次的内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掌握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掌握和遵循几个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经济规律，如商品经济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更要研究掌握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和增强生命力，必须研究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必须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增强自己的有用性和解释力。要汲取和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努力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有学者认为，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制度保障。完善制度，使制度安排符合经济规律，就要用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遵循规律治理经济提供了体制基础，也提供了相应制度安排。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遏制贫困代际传递
　　有学者认为，扶贫首先要找准扶贫脱贫的最佳路径，实施精准扶贫，首先应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实施精准扶贫，必须以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为动力，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加大扶贫投入。要努力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学者认为，实现物质脱贫首先要精神脱贫，只有具备想脱贫、想致富的信念、追求和勇气，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还有学者认为，用教育有效遏制贫困代际传递，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落实“一带一路”
　　推动双向开放
　　有学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对双向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把“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等战略规划落实到位，就要继续转变我们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在对外出口领域改变需求减弱的现状，以优秀的产品撬动别国的购买欲望，优化我们对外出口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外资上不会再“来者不拒”，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还是要给外资吃“定心丸”，积极提供各种服务，有方向地欢迎和鼓励外资进入。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从一元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仍难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在理论上继续深化的同时，开始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服务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逐渐走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但研究同时也指出，中国社会组织还很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还很难分清。甚至于很多社会组织还不够成熟，难以承担其本应承担的职责。这就是说，从社会管理的一元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多元治理之间的转型，在理论上易于说明，但在实践中却实难进步。
　　中小城市空壳化消解户籍政策配置效力
　　城市新二元结构埋下社会治理风险种子
　　研究指出，最近几年，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另外一方面也推进了居住证制度的实施，甚至于在积分落户方面，各地政府也出台了多项规定。但在将城市区别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分类施策时，却也使绝大多数就业于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落户需求与政策供给之间出现错配。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性导引，让农民工就近就地落户转变为城里人，并让他们在中小城市购物买房拉动消费，但中小城市产业空壳化趋势所形成的市场推力，却消解了政府政策配置的效力。毕竟，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主要看重的是就业的收入。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收入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农民工就不可能回流到家乡。因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仍然会成为年轻的、学历较高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劳动力的流入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就变相形成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新二元结构。而这个二元结构，又在区位分布上形成城市中心区与城乡结合部的张力，给未来的社会治理埋下风险的种子。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仅仅限于将暂住证升级为居住证，并让居住证承担积分职能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就取决于地方政府包容性社会政策的配置力度。
　　中等收入群体庞大而不定型
　　消费社会牵引出供给侧改革
　　学术界在近期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热词有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中间层等，其表达的内涵基本一致。这就是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庞大但也不成熟的中产阶层。在阶层结构的转变中，中国的消费结构也从原有的模仿式排浪型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因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了消费结构的迅速变化，但消费品的生产与供给市场却依然如故，所以，其一方面抑制了需求端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将庞大的内需转变为外需，导致中产阶层与先富阶层发展出了出国旅游与购物旅游。在中国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只有认识到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影响，才能够适应这一重大转型而发展出供给侧改革，并解决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
　　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缓慢下降，近期达到0.471左右。但学术界提出的基于抽样调查得到的基尼系数却依然高高在上，个别数据甚至高于0.5。大家在讨论中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有缩小的趋势，但收入最高20%人口与收入最低20%人口之间的差距，依然缺少有效的缩小机制。另外，学术界的研究还发现：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农村内部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也有扩大趋势。所以，应该在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上，密切关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新问题。一些改革仍然走的是“增量改革”的老路，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问题，没有起到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伦理学篇
　　在国际视野下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注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和综合继承
　　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要在现代国际大视野下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有两种视野，一个是横向的国际视野。一个是纵向的历史视野。这两种视野激励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行。一路走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最重要的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块基石。因此，承托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卸脱的文化使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对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文化元素的传承。任何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都不仅要遵循文明与文化相互发明、相互印证的历史辩证法原则，而且要关注文化传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
　　核心价值观公民认同研究深化认同机理和具体途径不断拓展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是2015年伦理学界的关注点。有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理包含着外在机理与内在机理。而外在机理包括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发认同机理、凝练认同机理、倡导认同机理和颁布认同机理四个部分。而针对实践中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边缘化的危机，有学者从价值自觉的角度，对解决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问题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得到公众的认同，必须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建构和阐释，在现实性上说服公众，在实践中印证价值理念，在价值认同中实现“物质利益激励、优越制度推进、官员示范引领”三大机制齐头并进的作用。同时，在价值认同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中，尤其要紧紧抓住“人”的因素，加强主体自身的美德培育，以公民德性内化和守望获得认同。
　　道德可充任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德治在社会治理中有相应地位
　　继2014年社会治理问题在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讨论之后，今年伦理学界讨论道德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方式。伦理学者认为，道德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影响着国家社会治理的各个维度。在价值层面，道德制约着治理理念的形成，推动着“权力本位”的破除；在制度层面，道德是一种有别于成文法规或“显性制度”的“隐性制度”，影响着显性制度的建构；在行动层面，道德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善”的治理主体，创设了良好的价值环境，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监督。有学者提出，道德治理同所有的社会治理一样，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要映照现实的伦理关系。社会治理是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减少甚至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合作，进而通过制度安排，保证每个国家成员都能获得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合理利益，从而实现国家的持续稳定与不断发展。而道德作为主要的社会治理力量，可充任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
　　气候问题是一个道德和价值问题
　　汲取中国伦理思想治理环境问题
　　随着雾霾天气以及其他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有学者强调，气候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气候变化应该是自然的自我更新过程。但当代的气候急剧变化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过度活动造成的。需要我们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重建价值观，以天地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从而遏制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始动因。儒家在以天地为本源的价值观基础上所提出的天地与人一家的观念，特别强调人对天地万物和保护物种的道德责任。我们今天思考气候变化与全球责任问题时，应该认真汲取。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党史学篇
　　党史人物研究依然是热点和重点
　　研究涌现出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2015年，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契机，党史研究涌现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关于毛泽东研究。关于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有学者根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大约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但最终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相关当事人回忆的披露。
　　关于陈云研究。所谓毛泽东说“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在党史上流传甚广。有学者指出，从现有史料中并未发现毛泽东说过“陈云一贯右倾”的直接证据；但有毛泽东批评“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说法的记载。“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从反面显现了陈云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史实，比如：坚持“按比例发展”法则反冒进；面对“大跃进”，最早提出降低指标和保证质量的主张等。
　　关于恽代英研究。恽代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政治家、理论家，有学者系统总结了恽代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具体表现在：他短暂的一生，经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个阶段，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大量文章和通讯，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髓要义有深刻的认知，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叶挺研究。有学者剖析了高敬亭案件，认为1939年6月被处死的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应对高案负主要责任。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
　　关于罗瑞卿研究。有学者指出，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生的林彪禁止罗瑞卿做总结发言的风波，其远因是毛泽东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战略方针，近因是罗瑞卿在作战会议上批评作战部一份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至于“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这句话，则是叶群编造的。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的诬陷，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成为契机
　　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有学者重视挖掘新史料，特别是用敌方的资料来阐明中共的抗战作用与地位，指出：红军东征壮大了抗日力量，宣传了抗日主张，初步显示出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此作出叙述、分析。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而成了历史见证。还有学者指出，战后日本编纂的几部战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倡导的全民族抗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详细反映。日军在与中共领导的军队长期交战过程中，终于发现其游击战的力量源泉正在于民众，从而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关于抗战期间中共对外交往研究。有学者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国际饭店”逗留的几个西方人士撰写的关于敌后根据地的报告为中心进行研究，指出：这些因为偶然机会成为中共抗日观察者的西方人，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有关方面对敌后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从而对美国政府1944年最后下决心派美军观察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对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进行了再审视，认为从舆论宣传来看，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诸多共识。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富蕴新论，吸纳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难曲折的14年抗战历程。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军民的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二是客观地评价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共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三是论述了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
　　中共创建史、遵义会议研究呈现新亮点
　　知青史、“文革”史等专题研究有新视角
　　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有学者研究了《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指出《新青年》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相生相起，并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舆论重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在马克思主义与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直接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学者研究了杨明斋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杨明斋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不仅为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有学者认为，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应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的困境等史实来加深对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应联系遵义会议之前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以及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来全面理解其内容和历史进程；还应明确其对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以遵义会议为界，又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党内逐步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传统，成为胜利前进的保证，这才称得上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关于知青史和“文革”史研究。有学者从地方志资料入手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知青安置经费的实际支出、人均经费及具体使用在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的经费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动员政策方面，个别地方率先进行调整，中央政策则受到地方政策的影响。
　　有学者考察了“文革”期间的黑体字语录，指出其发端于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时全部是用黑体字排印的。此后，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得以取消。
　　（以上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庆刚撰写）
　　文化学篇
　　互联网+推动文化发展升级换代
　　传统文化行业在运营中革新观念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模式中的“+”是指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或改变传统行业，旨在促进互联网与各产业的融合创新，在技术、标准、政策等多个方面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充分对接，使传统文化行业在运营与发展中革新观念，利用技术破除地域、组织、行业对自我发展的束缚，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繁荣和活跃文化市场。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理念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推动着当代高科技与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产业运作方式，带动和实现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升级。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文化活力
　　创客、威客、极客、数客等人才脱颖而出
　　有学者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理论话题，意在说明我国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与文化科技相融合，创客、威客、极客、数客等文化创意类复合型人才，将在这轮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的培育与发掘中脱颖而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民创新、创造与创意的活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要求，这需要以改革的思维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
　　有学者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实践话题，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是继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创业潮、90年代“网络精英”创业潮之后的第三次创业潮。而文化科技的创新、创意与创业在此轮高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双创”战略的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与实践，涌现出创客空间、创客总部、京西创业公社、极地国际创新中心、3W咖啡馆等一批较为活跃的众创空间和各类创新孵化机构。
　　文化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
　　文化资源仍有制约因素
　　有学者认为，文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明确京津冀区域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北京作为“知识型+服务型”城市，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优势产业，优化区域功能布局。发挥品牌企业的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创业投资。在北京向津冀进行辐射和带动的层面上，在京的百度、京东、新浪、搜狐等高科技文化产业“准航母群”可以总部经济的形式，将产业下游的服务性行业以产业转移的方式转移至周边，既减轻自身发展包袱，又可以通过产业链的拓展与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有学者指出，一体化是一个各系统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将大幅提升产业协作、企业协作和资源整合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障碍或制约性因素，如行政管理的分割让区域内的文化资源难以实现高效整合；京津冀文化协同的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等；京津冀三地的财政实力、经济水平、消费成本等存在显著差异，三地之间没有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认同，这将制约着文化整合、文化合作的深入开展。
　　文化立法进程不断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提速
　　有学者指出，文化立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短板。2015年我国加快文化立法的进程，全面开启了文化立法的新篇章。文化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新形势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密切相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关，与文化生产及产品的日益丰富相关。
　　有学者认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我国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公共文化投入率偏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混乱、人员配备不足、社会力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渠道有限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协调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规避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乱象、促进文化与各行业融合发展、加强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力等因素，都需要文化产业法律体系的完善。
　　（以上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博士王林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撰写）
　　法学篇
　　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持续推进
　　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受到重视
　　有学者指出，就宏观社会领域而言，我国社会存在着国家整体蓬勃发展趋势向好，而一些公民个体却认为存在社会不公、微观体验不佳的悖论；就法治建设领域而言，存在着国家推进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不断进步，而在具体实践中却依然存在着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等破坏法治的悖论。
　　也有学者通过全球比较研究发现，“二战”以来在众多试图进行法治转型的后发国家中，真正成功实现高水平法治的比例很低，甚至不到10%。对于成功的法治转型或法治建设而言，至少需要考虑三个环节的因素：作为环境性必要条件的国家能力、法律体系完善或制度供给，以及法治运行实践。前两个环节属于法治建设的宏观方面，而运行环节则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微观的一面。整体上的国家权力行使，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属于宏观方面；而具体个案中的执法、立法与司法，以及贯穿于公权力行使及公民日常生活的每个公民的守法，则属于法治建设的微观方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法治建设就应该在兼顾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的同时，更加侧重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人民团体、国企和事业单位乃至私营单位内部的微观法治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二是通过厉行法治，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真正实现全民守法。
　　“打虎拍蝇”引发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
　　中国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重要分殊
　　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反腐行动，不仅在实践上淬炼了纪检机关，也在理论上引发了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中纪委就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指出：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这说明党纪与国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其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及依法治国，与西方以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为背景的法治有着鲜明的区别；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了重要的分殊，不与党建结合起来，就无法完整理解中国的依法治国。
　　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难题
　　司法改革仍是理论研究热点
　　有学者指出，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性问题，司法改革是世界性潮流。一方面，司法改革一直在遵循司法规律、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推进；但另一方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公正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与提高司法权威、实行员额制与法官遴选制度改革、人财物省级统一之后，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地方党政和权力机关诸多的关系如何摆正和理顺，都成为司法改革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
　　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传统
　　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成功衔接
　　有学者指出，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固有传统。遇有重要庆典、重大事件，行大赦、曲赦、德音之令，给行差走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中国政治“宽宥之道”的传统，也是平和世道人心、和谐社会关系的仁爱政治。
　　有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曾于国家有功的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是对他们所做历史性贡献的认可，使他们在胜利日分享国家的喜庆；而对符合条件的部分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的特赦，体现了我国法制史上一直提倡的“矜老恤幼”赦免原则。通过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的成功衔接，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发展的成果与制度自信；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亦能促进社会和谐，彰显中国政治中和宥恕的雍容气象。
　　（以上内容由《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撰写）
　　新闻传播学篇
　　大数据时代催生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
　　机器人记者写稿引发一系列敏感问题
　　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从实践到理论都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探索，但还谈不上媒体的大规模普及。从实践层面看，大数据新闻根据各自内容的不同和操作层面的侧重开始有了分类。在理论层面，对新闻传播的内容生产、真实观念、价值观念、权威性甚至新闻机构的未来组织模式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留存在互联网中的海量数据通过各种统计采集和方法计算，并通过不同的可视化呈现应用在新闻报道中，不仅可以加强报道的深度，而且可以提升报道的精确性和对未来预测的科学性。有学者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型：计算机辅助报道——以计算机在报道过程中为提高准确性而进行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为特点；数据新闻学——以精确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和分析以及可视化呈现为特点；计算新闻学——以算法、文本分析法、矢量空间文档模型等计算思维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为特点。
　　有学者针对媒体开始尝试机器人记者写稿的现象，指出这一做法必将引发一系列的敏感问题，如记者未来的从业前景如何？是否会影响记者的从业积极性？虽然美联社说此举是为了让记者能从一般报道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深度报道中，但当报道领域越来越多地开放给自动撰写软件的时候，那些带有思想的深度报道是否会消逝呢？
　　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对于社会传播业态的最大改变，是将传统的、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改变为今天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伴随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互联网引导下的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大众媒体为传播中心的不平等的、单向的媒介生态结构被打破，个人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大众闲置的碎片化时间和知识通过互联网完成聚合，从而实现信息的生产、分享和价值创造。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弱化，个人化的信息只要得到认可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和富有个性，大众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和个性体验开始得到关照。
　　有学者指出，过去依靠规模占领市场的旧思维应该改变，传统媒体应该突破“内容为王”的单一竞争法则，摆脱单纯以广告为中心的盈利模式，与移动化的传播技术融合，向社交化的传播方式融合，朝平台化的经营方向融合，立足媒体自身的特点，以互联网思维指导转型，在互联网逻辑下完成传媒生态的重构。
　　数字媒体技术力量不断地显化两个舆论场呈现互动融合趋势
　　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所有的媒介体制使得社会舆论场呈现出官方舆论场一统天下的格局，民间舆论场只能以口语传播的形式在有限的媒介空间呈现，而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诞生与普及，逐渐使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扁平化，纵向的传播控制被逐步打破，横向的民间舆论在网络世界里开始串联，于是原本隐形于线下的民间舆论场凭借数字媒体技术开始显化，社会出现两个舆论场的格局，并由此开始了新的社会互动。
　　有学者认为，民间舆论场自显现之初到现在，经历了与官方舆论场的分化和若即若离，到被官方舆论场吸纳、融合和主导，舆论场域的变化往往是政治、技术、社会等多种力量互动与博弈的结果。政治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一直扮演着绝对主导者的角色。媒介技术作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地对现有的舆论场域的空间进行着拓展突破。社会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从萌芽到不断壮大，并且在政府、市场、社会大结构中渐次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感，表现出自身的舆论影响力及动员力。
　　（以上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王鲁亚撰写）
来源：北京日报 201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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