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 

杨公骥

杨公骥

(1921—1989)

         一

         杨公骥,原籍河北正定县,生于1921年1月16日。父亲是北洋军军官,常年在外;杨公骥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由祖父抚育长大。祖父是他的启蒙教师,这位清末秀才喜爱读书,终日手不释卷,无书不读,不仅博览中国古籍,而且醉心于西学,他去世前不久还在向一位天主教神父学葡萄牙语。他时常教诲自己的孙子说:“不广学博识则无可融会,无可融会则无以贯通。”又说:“不博则不能通,不通则不能精。”“不通百经,不能专一经。”他提倡读书,但反对以学问牟取个人名利的行径,曾在杨公骥砚台背面镌刻八句铭文:“无知寡识,盲瞽一生,广知多识,耳聪目明。人生一世,贵在博通,以学射利,市井之行。”这砚台在抗日战争的大轰炸中丢失,但这铭文却被杨公骥刻记于心,并对后来的治学产生影响。

         1933年,杨公骥在中学时,祖父病故,家中只留下他一人。于是父亲命其转学到南方,只身在长沙受中学教育。长沙是都市,买书或借书很方便。这个时期,杨公骥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历史、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考古、语言学等著作或译文。学习中涉猎的科目之所以如是庞杂,并不是出于计划,而是被学习中的疑难所牵引。例如,当时历史学界正在争论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说法不一,犹如聚讼。他参阅了各方的文章,为了判断争论中各方所持论点的是与非,于是就跟踪学习,阅读金甲文、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经济学、希腊史、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著作文章。这样一来,就使得阅读范围越来越广,知识面也越来越宽。再如,由于自己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所以隐痛在心,总想探讨个究竟。为此曾在湘雅医学院借阅一大堆妇产科医书仔细阅读,所以开始对生物科学发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以后,由此扩延开来,读了不少有关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古人类学、性心理学、婚姻史、一般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以及民族民俗、图腾禁忌等方面的文章。当他以后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库存的有用材料。

         最初指导他阅读鲁迅著作的,是小学老师张同人先生。他将那个阶段所出版的鲁迅文集都阅读过,思想深受其影响。正是由于受到鲁迅的感召和教育,他更加热爱新文学,读了很多进步的中外小说,开始正视惨淡的人生,并很自然地开始学习起革命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此同时,现实的见闻也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加深了他对鲁迅杂文、进步小说、社会科学著作的理解,使他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此期间,他越发讨厌上小学时校长王先生擅自给他改的名字——杨振华。他暗想:中华岂是我个人能振的?我又何尝想过有朝一日自己威震中华!名不符实。所以,他16岁时便给自己起了个最不吉祥、十分凶险的名字——杨公忌。这三字是截取《皇历》中的“杨公忌日”而来。据《皇历》所载,每月的头一天是“杨公忌日”,此日“十凶大败,诸事不宜”,“百事禁忌”,犯者“身亡家破”。他当时之所以自命“杨公忌”,其涵义有两方面:其一,为了反抗那万恶的社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求个人名利,不计得失,宁愿承担种种风险而在所不惜;其二,所谓公忌,兼寓鲁迅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之意,以此表示自己不畏公论,不循世法,不怕流俗嫉恨。当然,以这样惊众骇俗的刁钻古怪字样为名字,也充分表现了他少年时代傲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情调。

         杨公骥在中学几次转学跳级,193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怕他在轰炸中有一差二错,要他到大后方按部就班地读书,准备将来出国学习。但是,他却违背父亲旨意,在1938年6月,与“民先”成员汪志天、胡维翰等徒步到达延安,投身革命。同年在陕北公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在此之后,与家脱离关系,音信两绝。

         在延安,杨公骥曾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做过青年工作,当过文化教员,也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这时期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地读大部头的原著。在延安所受到的革命实践锻炼和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以后的治学态度、治学道路、治学方法、治学能力打下了基础。

         二

         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杨公骥被派往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他志愿从事工人运动,于是被分配到宣化市新华炼钢厂从事工会工作,和他一起的还有作家草明和杜英夫(杜谈)。

         1946年秋,中央调干部充实东北解放区,他在抽调队伍中。行前向挚友吴波告别,吴波对他说:“你已经长大,别再调皮了,改个名字吧!这次到东北地区工作,别再叫这可怕的名字吓唬东北老乡了。鲁迅诗‘横眉冷对千夫指’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革命者应该老老实实无声无息地埋头苦干,甘心做一头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不过你的性格与牛不大相类,那就做一匹为人民服务的马吧!”于是,吴波根据“忌”字的谐音,提笔为他改名叫做杨公骥。并嘱咐道:“古云‘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希望以后在德上多下工夫。”从此以后,他便以“杨公骥”为名字。

         1946年初冬,他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东北局分配他到东北大学任教授。1947年又任国文科副主任(主任是吴伯箫)。在此期间,杨公骥讲授过许多门课,计有“文章选读”、“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语言文字学概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经济”、“‘五四’思潮”等。

         东北大学1948年迁至吉林市,1949年迁至长春市,与东北三省原6所大学合校,1950年4月1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这个时期,杨公骥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担任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历史系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

         1948年秋,发现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杨公骥组织当时历史系部分师生在课余从事初步发掘。1949年春,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书》。除公布了西团山人的头骨示数和出土文物的品属外,还将在西团山发掘出的与古代黄河流域型制相近的陶鼎、陶鬲制成图版予以公布。郭沫若读后,于1949年1月25日在致当时《东北日报》主编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的文字……方法正确,态度谨严,叙述翔实,见解审慎,很能实事求是……关于陶鬲陶鼎之普遍出现似应特别重视。旧时人习视关外为化外,日寇更有意特殊化,把各种出土古物隐匿歪曲,我们现在应该尽力根据地底事实打破这些观点,应强调关内关外在史前就是一家。建立这种新史观,我们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我国考古学界根据西团山出土文物的特征,将它视为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一样,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定名为“西团山文化”,为学术界公认。《报告书》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曾被苏、日等国转译或介绍。1949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裴文中、贾兰坡、李文信等和杨公骥组成西团山考古队,从事第二次发掘,佟柱臣写出发掘报告书。

         1948年,杨公骥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是较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他写的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表扬说:“杨公骥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册,业经研究,认为有如下的优点: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因此在目前值得介绍推广给各院校。”(1951年12月9日《通知》)1957年,这部讲义的第7稿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文学》第1分册。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时,该书被定为向国外的推荐书,曾被东西方学者所引用。

         《中国文学》一书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也革故鼎新,另创格局。

         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从来不探讨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此书开始,才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诗歌、音乐、舞蹈之形成和其特征的由来,探讨了文学的起源及其本质,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使用钩沉索引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片言只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完美的古代神话故事,并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公骥所用的辑佚缀集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书中还设专章来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其中不少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所承认,所袭用。

         在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未涉及的。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周诗的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独到的精辟论述。他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深刻论述,首先阐明其中朴素唯物的命题和辩证因素,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关于古代寓言,开设专章进行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中国文学》一书甚多创见,对于每一创见性论点,都提出新的论据作为注释附于本文之后。其注释之多,是一切同类著作不能比拟的,许多注释都是资料性或考据性论文的缩写。自1951年后,杨公骥每年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都被介绍推广,因而学术界公认是一家之言,实际上已经形成学派。

         在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过程中,他的工作极其繁重。白天给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两门不同的课,有时课外还要带领学生挖山考古。夜间备课后,就整理研究出土文物,同时还为了查阅日文资料而突击日文。这样一来,就养成了熬夜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不眠,精神不支时便用浓茶、烈酒、关东烟刺激一下。如此这般,连续了10年。由于常年熬夜,损害了他的健康,刚过30岁,血压便开始升高,37岁时发生脑血栓,接着害起心脏病。病中还躺在床上注释、考据唐代民歌。这些民歌是1953年他在《敦煌缀琐》中发现的,选出28篇,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勒出各种类型人物的生活形象,考证了它们的写作年代,以及这些民歌的文学、历史和民俗价值。在考释这些唐代民歌和变文时,他使用并征引了《唐六典》、《唐大诏令》、《唐律疏议》、《册府元龟》、《唐会要》、《全唐文》、《全唐诗》、新旧《唐书》、唐人诗文集、野史笔记。《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书于1962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杨公骥还有一系列论著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1950年发表《汉巾舞歌辞句读和研究》。“巾舞”又名“公莫舞”,原是汉代歌舞古辞。由于声辞杂写,自东晋以来已经无人能晓。经杨公骥逐字逐句的反复考辨,从而呈现出汉时“巾舞”的原貌。由于它是一篇有两个角色、有简单情节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歌舞剧,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56年,杨公骥受中央教育部委托编写部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隋唐五代部分)。他不轻从论诗则赞盛唐、贬晚唐的传统偏见,认为晚唐诗异于盛唐,不模仿盛唐,正是晚唐诗的优点、成就,标志着诗的发展。因此从现存的近5万首唐诗中选出晚唐时代的优秀诗篇列入部颁《大纲》中,当时曾受到激烈反对,20年后方得到一些青年学者的赞同。

         杨公骥自1953年便被任为研究生导师。1956年定学衔时,通过中央教育部专家组评审,被任为国家二级教授,时年35岁。至“文革”前,共培养出研究生19名,他们在10个省任教,成为各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杨公骥被揪斗关押,图书资料散失三分之一,论著手稿及抄制的资料卡片全部被毁或丢失。1968年4月,批斗中又出现脑血栓,左肢瘫痪。1969年隆冬,全家到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他住在深山老林上漏下湿的茅屋中,又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真仔细地通读数遍。或在蚊蚋扑面的深宵,或在风雪严寒的长夜,在半明半灭的小油灯下,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教,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抱有信心,情绪上保持稳定,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

         他在乡村住了4年,和一些老农成了朋友,朝夕相处,借此作了些社会调查,收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和地方传说,还记录了一些方言、俗语、俏皮嗑、歇后语、匠人切口、山林行话。

         1973年,有位白发老学生远道前来看望他,对他落泪道:“老师少年时便参加革命,想不到老来时,下场竟如此狼狈。早知如此,就悔不该当初了吧?”他回答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道路。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行,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我还会照旧这么干,心甘情愿,毫无悔意。”他将这次问答在信中告诉了挚友诗人公木(张松如),公木当即赠诗三首,第一首写道:

         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

         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

         1972年,落实政策,杨公骥不再作为审查对象。1973年,由农村抽调回校。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又承担工作,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

         1978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斡》(词根探索之一)。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是依靠文字解说语言,不是根据字形考释语义,相反,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可贵的是,所有这些不是作空泛的理论性论述,而是根据许多古词语(概念)的引申、变化过程来作实证,以解释语言规律。本文具有开拓的性质,对此,著名语言训诂学家姜亮夫写道:“最近读到杨公骥先生考证‘桢斡’一词的文章,以哲学的观点论证汉语语根的‘生’的基础与辩证的发展。用这样一个具体材料,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一篇值得学习的文章。”(《杭州大学学报》第14卷增刊)

         1980年在《东北师大学报》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周详精慎地考证并说明半地下式的“陶复”地窟,不仅见于古史记载,而且直到19世纪末,它仍然是吉林、西伯利亚东北部某些民族住室的基本形式,证明了早在8000年前的古代,黄河流域人与东北亚(及阿拉斯加)人便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共同性,进而又从民族民俗学角度,对两个地区各民族的神话、祭礼、仪式、风俗作了精细比较和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此文由于资料多,证据足,论断谨严,见解独到,受到历史考古界的重视。

         1978年以后,杨公骥先后承担国家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先秦两汉文学史”、“先秦两汉大文学史”两个课题,他多次召集课题组成员会议,制定出先秦部分的规划:通过对先秦社会和各种意识形态的综合研究,探索先秦文学的多方面价值;通过对中外古文学的比较研究,说明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通过对先秦文学创作实践的研究,说明先秦文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特征及深远影响;通过对史的研究,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征与规律;通过对先秦文学的艺术方法和艺术语言的研究,阐述中国文学的艺术传统;通过对先秦文化思想和文学形象的整体研究,探讨中国的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影响。虽然由于健康原因,这两个课题未能最终完成,但他提出的指导原则却是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凝聚了多年研究的心血。

         1981年,经国务院组织专家评议,杨公骥被任为首批文科博士研究生导师,后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82年起,先后招收4届8名博士研究生,曾同时分别指导3届6名博士生。1989年5月,开始招收第5届博士生,由他拟定笔试题目,并在5月12日主持进行口试。他乐观地表示,本届考生素质很好,争取多招多留,充实我系古典文学研究队伍。这是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研究生考试。在招收博士生之前,他还在1978年招收5名硕士生,1981年全部毕业。

         四

         杨公骥历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典文论学会理事、吉林省社联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分会主席、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是国内外久享盛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78年,他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本科生开设专题讲座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提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说:“上大学时,家庭提供的生活费每月四五十大洋,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在这种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这是从切身体会中比较对照的结果,感到还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曾读过各种书籍,包括希特勒的著作,为什么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对比的结果。”他的革命信仰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坚实牢固的基础。他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后在政治上就蒙冤而长期处于逆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澄清,决定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算起。他虽然历经坎坷,但革命意志从未消歇,相反,马克思主义信仰愈加坚定,对它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他对客观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坚持自己的信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未有过半点退缩和让步。1986年11月,他在主持召开文学史编写会议时,向与会者提出以下讨论题目:近1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发展概况,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状况和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丰富和发展?在1988年1月召开的文学史编写会议上,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全书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因为它是真理。”他慷慨陈词,全体与会者为之动容。

         杨公骥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不是私下议论,背后发牢骚,而是大声疾呼,同各种奇谈怪论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面对错误思潮,他不怕犯众怒,不怕不合时宜,表现出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1982年前后,文艺界再次展开对人性论的争辩,对此,他尖锐地指出:“有人说:‘过去的人性是被蒙蔽的,不觉醒的,我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纯粹的爱。’难道几千年人们都没懂,只有你懂得真正的爱!”对于所谓真正的爱,他作了极其精辟的剖析,指出:“事物的本质呈现在差别之中,抽象地强调一般,就会丢掉事物的本质。”

         新时期以来,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杨公骥在历史的反思中表现出哲人的睿智,有着超出常人的深刻性。然而,他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此,他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对于一般人来说,经常是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才恍然大悟,痛定思痛。他固然不乏深刻的反思,更可贵的是他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能准确地加以判断,迅速地做出反应。1978年前后,理论界展开了有关“形象思维”的讨论,他独具慧眼,立即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几次作长篇报告,阐明形象思维过程中诸种因素的复杂关系,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有一段时间,文艺理论界地理环境决定论有所抬头,对此,他风趣地说:“有人说印度天气炎热,所以佛教文学是浪漫的。可是爱斯基摩人住在寒冷的北极,那里的神话也不少。不能说此地出浪漫主义,别的地方不出。”总之,对于文艺理论战线出现的各种思潮,他都敏锐地觉察到了,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时地做出了反应。

         他对晚生后学是慈祥的、宽厚的,但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一丝不苟,不允许用唯心论来否定它,也不允许用二元论来代替它,而这后一种倾向尤其不易识破。在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中,他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读后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1期)一文,剖析了所谓“人具有二重属性”的观点,指出它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着体系上和原则上的不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活物质条件和社会实践水平决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文艺与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理论界棘手的难题之一,他凭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学识,在许多方面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在谈到治学体会时有如下一段话:

         “且不论文学发展、作家思想、作品形象都是为社会物质生活所派生,即使文学中小小的具体现象,也不是与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无关的……在周代农业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偏爱用‘草、木、虫、鱼之名’做形容词(见《诗经》、《楚辞》);但在唐宋都市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却偏爱用金、银、珠、玉、翡翠、玛瑙、锦绣等高价商品做形容词(见《花间集》、《乐府雅词》)。同是基于人化物,但两者之所以不同,岂能说与不同时代的经济环境无关?”(《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第152页)。

         类似这样的精彩论述,在他的著作言谈中随时可见。在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基础。

         近些年来,文艺界出现了片面强调人的本能,极力排斥理性的不良倾向。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提倡文艺必须在高层次上表现人的价值。1978年在讨论形象思维时他尖锐指出:“思维是一种理性,导向理性的认识。说形象思维主要是感性思维,这本身就自相矛盾。”他把形象思维看做理性统辖下的一种思维样式,反对在理论上把人的感觉抽象化、非社会化。正当文艺界有些人极力主张表现人的本能时,他以大量事实雄辩地论证,性、吃、视、听等人类最基本的本能都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不是自然的、人类的,而是社会的。杨公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生前最怕把自己和那些所谓的马列信徒、实际是教条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人混在一起,因为这些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认识与存在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有“移植”、“加工”说,又有“复写或反映”说,他经过审慎的比较鉴别,认为前一种说法更为科学,揭示了认识与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提醒说,对于当代新思潮、新理论不要盲目拒绝、一律排斥,而应采取冷静分析、批判吸收的态度。正如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读后感》一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是集真理之大成的科学。它过去曾吸收历代积累的科学成果,犹如大海,‘百川归之’。它将来也会吸收即使是最微小的科学成就,犹如大海,‘不辞细流’。”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做开放的、常新的,可以随时用新的科学成就加以补充,但在体系上任何学派都无法取代它。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辩证方法,并且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论述了一系列对立因素的辩证关系,如: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浪漫、科学与幻想、人化物与物化人等等。

         杨公骥晚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虽然年老病重,但益加勤奋,带着心脏起搏器终日工作。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1989年6月7日23时15分不幸在长春逝世,享年68岁。

         杨公骥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前经常重复恩格斯的这段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遵循这一宗旨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在他告别人生的遗嘱中,体现了同样的大彻大悟:“不要打扰别人,怎么来怎么去;不整容,保持真面目;不送花圈、挽幛;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他委运乘化,走得沉静安详。后事一遵遗嘱,庄严肃穆,简单朴素,然而,前来吊唁送灵的人群络绎不绝,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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