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常叙 

孙常叙

孙常叙

(1908—1994)

         孙常叙先生字晓野,祖籍河北永平府乐亭县,1908年12月2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四)出生于吉林市。先生自幼聪慧,多才多艺。青年时代即研究甲骨金石,擅长考据训诂,兼涉书法篆刻、古琴绘画。因为他饱学而多艺,所以有“吉林才子”、“江城名士”之誉。

先生的一生,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金文甲骨研究和文献考释工作;后期则专注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

         一

         青少年时期,由于其父孙先野的影响和熏陶,孙常叙念高小时即喜读《说文解字》,初中时即对金石、文献学产生浓厚兴趣,但对他后来从事古文字学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学者高亨先生和启近代金文甲骨文学的先辈罗振玉先生。

         1926—1929年,晓野先生在吉林省第一师范学校后期师范文科就读,高亨先生正在该校任教。高亨先生很赏识他,他也很崇敬高亨先生。高亨先生当时正治《老子》,在高先生的影响和奖掖下,晓野师开始涉足先秦诸子与先秦文学,作有《庄子学案》、《韩非政策》、《名辞、概念和六书关系》等论文,进行了古文献的考释、整理的尝试。

         1929年秋,晓野师于后期师范毕业,因家境困难,不能进入关内大学深造,便考入吉林省立吉林大学学习。这一时期,他开阔了眼界,接触了近代古史研究与近代考古发掘,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所的《安阳发掘报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甲骨金文。在书籍不足的情况下,他以《金文编》校读《西清古鉴》所摹铭文,试作了《西周古鉴商周文编》、《周客鼎考》;又据《铁云藏龟拾遗》(第12版)第11页,作了《释监》一文,开始了商周文字考释的尝试。在省立吉林大学学习的第三个年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三省,他的大学生活也随之结束。

         1932年,晓野师经人推荐任吉林省图书馆书报主任,在此期间得以遍读馆内藏书。先生在读书中发现馆中藏有汲古阁本《诗地理考》6册,眉上行间多有疏识,其中每冠以“循案”二字,便断定该书为焦循手批,这些疏识是其札记,于是将它辑成《扬州焦氏读诗地理考札记》。同时,先生又利用馆藏图书重读王国维《经学概论》,写成《海宁王氏经学概论笺证》一书。两年后先生离开图书馆到吉林省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写有《文字学》一书。先生的《九歌》研究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罗振玉对晓野师的治学道路影响也是极大的。30年代中期,罗振玉见到晓野师所写的《释监》、《周客鼎考》、《西周古鉴商周文编》、《文字学》、《海宁王氏经学概论笺证》、《扬州焦氏诗地理考札记》等书稿,颇为赏识,并以己之所著《丙寅稿》、《丁戊稿》、《辽居稿》、《辽居乙稿》、《辽居杂著乙编》、《辽居杂著丙编》等书相赠。从此两人多有书信往来,并使先生得以向罗氏求教,成为罗氏的及门弟子。后来晓野师与罗福颐、罗继祖先生也曾往还酬唱,成通家好友。罗振玉去世时,晓野师曾为一挽联:“挚海宁笺证古鉴文编问名史三仓客鼎新考我乃如来小弟子,识洹水灵龟商周鼎彝采东京六艺石室旧文公为今古一传人。”和罗氏的结识坚定了晓野师倾心治金文甲骨的学术道路。

         二

         1946年11月,吉林市解放,晓野师参加了教学工作,任长白师范学院副教授。1948年佳木斯东北大学迁往吉林市,与党创办的吉林大学合并为东北大学,1950年先生晋升为教授。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迫切培养师资的需要,东北大学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先生先后在校任语言组长、古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直至1987年离休。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有40年辗转于讲坛之上,先后讲授过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汉语词汇、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工具书使用法、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古汉语语法……还应需要讲过与语言无关的文章选读、要籍介绍、民间文学、九歌专题……如果从1932年先生在吉林女师开始其教育生涯算起,先生执教的时间将近60年。先生辞世之后,我拟有一联:“诲人不倦杏坛耕耘六十年手植桃李遍布天下;学而不厌献身学术七十载硕果累累誉满中华。”这副挽联寄托着我的哀思,也包含着我对先生的理解与评价。我觉得先生首先是个教育家,其次才是个科学家。60年里他讲过的课程数以十计,跨越许多互不相涉的科学门类。先生离休之前完成的著作不是金文甲骨,也不是《楚辞·九歌》,而是他的各种讲义、教材。由此可见,先生一生是把传播知识、培育人才放在首位的。先生一生教过的学生,少说也超过孔老夫子的3000人,这在科学文化尚不普及的中国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啊!从这方面说晓野师不愧为献身教育,尤其是献身语言文字教育的一代宗师。先生是作为科学家献身教育的,因此先生也是以科学态度对待所教过的课程、以科学的精神去培养影响学生的;这也就使他所教的课程充满了科学探索的内容,他所教的学生许多也成为该科的研究者或知名学者。薪尽火传,先生在课堂上撒播的种子,讲义中的智慧的火花和大胆的创见,已为他的弟子们鼓起了探索的勇气,指明了探索的道路,或者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了。

         作为科学家,晓野师是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先生在所著《龟甲兽骨文字集联》中有一联:“为解千秋问,不争一日长。”这是夫子自道,也是理解先生治学态度的一把钥匙。先生从不焚膏继晷,也从不追逐时尚,哗众取宠,他只是一步步地、永无休止地向上攀登。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年四季总是按时执笔,按时作息,日日如此,年年如此。他不是短跑名将,而是马拉松好手。我见过好学如先生者,但没见过勤奋坚毅如先生者。在常人眼中,这是很苦很累的,但先生却乐此不疲。这是因为先生的兴趣是一个个去解开那些千秋疑问。你说他没有商品观念,是的;你说他不懂世故潮流,是的,都是的。他不会与人去争一日之短长,他是沉浸在寻求事物本来面目的乐趣当中,无怨无悔,毕其终生。他具有一切伟大科学家所共有的探索精神,不论从事哪种研究或讲授哪种课程,他从不盲从,从不简单地因袭前人的成果,他总是在检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去探索那些前人的未解之谜。不论在他心爱的领域中还是在他讲过的课程中,他都有所改革,有所开拓,这也就是他的教学讲义也成为他的科学专著或者专著毛坯的原因。

         三

         50年代,一次我到先生家里去探病,先生取出青年时期治金文的手稿《两周金文选读》四册给我看,慨叹教学忙碌,完成无日。后来时过境迁,坊间多种金文选本、读本次第问世,选读之作已无必要,先生也就放弃了它的初愿,只择出其中若干考释篇章改写修订、陆续刊行。这就是收在《古文字及古文字学论文集》中的《天亡毁问字疑年》、《麦尊铭文句读》、《曶鼎铭文通释》、《寿及王姬钟、镈铭文考释》、《居毁简释》、《者减皮戁为颇高、者减为句卑考》、《公剑铭文复原和“脽”、“”字说》、《则、则法度量、则誓三事试解》等15篇考释文章的来龙去脉。

         先生考释的诸篇,几乎篇篇精到。其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他精审务实、语不妄发的治学态度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应用了先进的辩证的治学方法。除少数杰出者外,老一辈治古文字者多受形而上学的影响,孤立地考察字形。他们就字论字,据形作说,以能与《说文》某字相仿佛为论断,以能隶定某字为识字,所以好多论证似是而非。先生的考释则从铭文、刻辞的通篇的字词语句的内部制约关系出发,参照时代背景与文献记载作论断,从而使文字考释与文献解读同步,使文献解读与对历史的阐发相结合。所以,先生的考释博大深厚,不仅释字细入毫厘,而且能补史之阙文。先生对自己的考释方法曾作如下说明:“通读铭文必须通其语言。然而铭文语言是以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而存在的,文字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则是文字所写的内容。词是思想(概念)的语音物化。词有同音,字有假借;词有变义,字有或体。认字、定词、选义都不是孤立的、任意的。字和词是在作为整体的篇章部分中,以一定条件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而取得形式与内容、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统一的。语言辩证关系的试探,是突破铭文难关的主要途径。不遵循这条路,孤立、静立、片面地‘解字’,必然会遇到困难。”统览先生的考释可以发现,先生是忠实地实践自己的主张的,对200多年前出土的曶鼎铭文的考释就是先生的典型之作。曶鼎一向被人认为难读,自钱坫以来,诸多金石家对它进行了解说,虽有创获,但毕竟因其奥衍诘屈,难以通读。先生则发其锈掩,纠正误剔,考释文字,董理全篇,不仅认出或确认了十几个前人不识或误识的字,更使奴隶制下的奴隶买卖和当时的诉讼制度大白于天下,使这篇重要的铭文发挥了其应有的史料作用。其他篇章,大体类此。正是先生博大精深、信而有征的考释,使他跻身于老一代著名古文字学家之列。在甲骨金文的考释研究上,先生因条件所限,难以接触第一手材料与甲骨钟鼎实物,先生常为此而慨叹。

         《龟甲兽骨文字集联》(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是先生30年代在吉林女师教学时学习殷墟卜辞时的习字之作,结集于1938年。十年风雨之时失于一旦,1985年翻检旧书,先后寻得部分原稿,略事删改,附以后作,汇成此册,应罗继祖先生之劝而付梓。此书虽是学习时的副产品,却留下了先生的墨迹,并可从中窥见先生之文采和自学之方法,有助后学识字,亦弥足珍惜。

         先生的《耒耜的起源及发展》(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再版)一书,完成于50年代,最初可能也是精研甲骨金文时的副产品。在这本书里,先生利用古文字知识与字形和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相参验,考证了我国古代农具耒耜的起源与形制,研究了由耒耜至锹锸、犁铧的发展过程,论述了由于生产工具演变从而导致的由“协田”到“耦耕”、“牛耕”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得出了“从耒耜到犁铧的发展就是我国古农业从耦耕到牛耕的发展”的结论。该书对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刘仙洲所著《中国古代农业机械与发明》和科学院编著的《中国农业史》都引用了此书的观点。在当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关野雄先生也正在研究同一课题,并写有《新耒耜考》一文,就在对文章校正之时,购到先生的书,便以《新耒耜考余论》为题介绍评价了此书。文中说:“孙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博征广引文献典籍,极其简明地论述了耒耜的发生到犁铧成立的过程。全书富于独创的见解,自己由此受到的教益匪浅。”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四

         先生1935年在吉林女师为学生讲解《楚辞·九歌》时,对其中的代词所指发生疑问。用先生的话说是讲至《九歌》:“于其尔、我之间多生疑虑,遂觉王叔师以降,人神杂糅之解、君国忧愤之说,不能安矣。于是尽屏旧疏,专绎白文,即辞求解,别无依附,知我、吾之言,乃神自谓,而尔、汝之辞,则神之相谓也。挈领顿裘,无不顺者。”(自序)在屏去倚傍、独绎白文的基础上,先生形成了《九歌》是不可分割的歌舞剧的想法。1939年春,先生整理旧稿写成《〈楚辞·九歌〉解初稿》二卷。先生认为:“《九歌》乃楚人所传古乐舞之名,娱神之制也。而楚辞《九歌》则屈原之作,敬娱东皇太一,所以为楚怀王隆祀、事鬼神,以助却秦军者。其时在怀王十七年春,丹阳之败,又失汉中,楚王为雪耻复仇,准备兰田会战,屈原被召复用,再度使齐之前也。”(自序)先生于1940年作《楚辞〈九歌〉解》,将《九歌》全文分为迎神之辞(《东皇太一》、《云中君》),愉神之辞(《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慰灵之辞(《国殇》)和送神之辞(《礼魂》)4个部分,用元杂剧的形式表现这一古代歌舞诗剧,文章发表于《学灯》一辑。其后,1962年草就《重订楚辞九歌系解》,1966年写成《楚辞〈九歌〉悬解》12卷。为使其说信而有征,先生又在已有的基础上多方考证,融会贯通,最后才在1991年写定《楚辞〈九歌〉整体系解》。回顾此书从发轫到草定,前后历时近60年。先生作自序时不无感慨地说:“自乙卯(公历1939年)寒食迄于今朝,作辍不常,凡五十余。昔日歌德作《浮士德》一书,自1773—1775年初稿,到1778—1832年定稿,前后写了60年。余不敏,不敢和歌德相提并论,但就成书的时间之长,则深有同感。”

         把《九歌》看成歌舞剧不自先生始,但是从文字语法、音韵训诂、历史考证、文物制度等方面深入证实其说者,则莫过于晓野师。张松如先生在序中说:“1964年秋曾邀先生开设《楚辞〈九歌〉专题》讲座,又得一聆鸿论。当时受业诸生将先生的《楚辞九歌悬解》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对照研读,多以为在历史文物考证及文字音韵的训诂诸方面,先生用力尤多;至诸神间吾我尔汝的酬对眷顾,其情其境,亦以先生体会为深。而两者都把这11首美丽的抒情诗读为联章,看做一个整体,解为一篇歌舞剧,这论断既颖且凿,是有说服力的……楚辞《九歌》,于剧得称作诗剧;于诗得称作剧诗。它是出现于先秦时代的诗剧或剧诗……在这一点上与古希腊、印度于文明初启时出现的诗剧或剧诗是一样的。”松如师的评价及其对先生再现古诗剧的赞扬是极公允的。

         晓野师在治《九歌》时在训诂考据方面所下的工夫之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先生从全篇乃至章句,每有疑窦则辍笔考证,直至解开“千秋问”才继续前进。为证实《九歌》的写作年代,先生曾致力于《诅楚文》的研究,证实楚之《九歌》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诅秦文”,两部都是祈求岁星(战神)的保佑以战胜对方之作。收于论文集中的《诅楚文古义新说》就是解决此问的副产品。也是为解决《九歌》的写作年代与背景,先生就《九歌·少司命》“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一句,对《史记·天官书》、对哈雷慧星在战国时的出现次数与年代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战国时期(哈雷彗星)第三次出现在公元前316或公元前315年”,正当“秦灭蜀取巴,浮江伐楚”与“秦自巴涪水取楚商淤”之时的结论。这段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北方论丛》1983年第2期)一文,留下了《史记天官书经星图考》(待整理)书稿。还是为解决《九歌》产生的年代与背景,其中涉及“庄蹻暴郢”的问题。先生自序:“郢为当时楚国首都,若郢中果真出了大动乱,楚国不会不知道,而此事于史无征,实属可疑。一时间疑窦丛生,百思莫得其解。”于是先生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又把它搁置起来,转而进行战国时楚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先生关于楚史的论文《〈荀子〉“庄蹻起楚分而为四、三”》(《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第2期),和遗作《“庄蹻暴郢”乃是“庄蹻暴枳”的方言误记》、《庄蹻的时代问题》。其他关于《九歌》“东皇太一”与古神话,《九歌》与古地理,《九歌》与楚之古巫风的研究……无不如此。留下的文章有《云中君辞解—楚辞九歌系解》(《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楚神话中的九歌性质、作用和楚辞九歌》(《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楚辞九歌各章情节的通体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楚辞九歌各章称谓之词的通体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由此可见,先生之将《九歌》作为通体相关的歌舞剧,绝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建筑在对古代神话、古代星象、古代历史、古代地理、古代风俗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先生在《九歌》研究中,深有构思,亲自绘有图像,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楚辞《九歌》创作的时代、戏剧构思、人物形象。但据说文稿交付出版时,因资金所限,所绘图像大部分被删掉,实为可惜!正是为解这些千秋之问,先生才作作辍辍,“盈科而后进”,花了近60年才贯通脱稿的。先生在《九歌》研究的途中时时驻步不前,每一驻步则是先生别生枝杈之时。正因为如此,先生研究中的这些派生物,也为古历史地理、古神话、民俗、古天文星象……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先生最终也竟于校对《楚辞〈九歌〉整体系解》中罹病作古,念之令人于钦佩之余不由不感慨系之。

         五

         1953年,苏联契克巴瓦教授的《语言学概论》传到中国,先生决定在中文系开设同样的课程,于是组织古汉语教研室曹淑芬、高瑞卿和我翻译契氏的书,由先生和教授语言学概论的宋振华同志讲授。记得当时每译完一章,就在先生、宋振华和我之间传阅,定期在先生家里讨论。这种讨论是很有启发和收益的,尤其在语言的性质与构成、语言中的渐变与质变、词汇与基本词汇、汉语与汉字诸方面,饶有心得。从此先生决定性地转向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去研究语言文字的道路。先生不仅根据语言中的诸矛盾去观察语言文字,而且将之扩展到后来的考释、训诂的文章中去,从而取得了超越自我、超越前人的成就。

         《汉语词汇》(195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再版)是晓野师为函授教学写的一本教材。1953年,东北师大为培训中学在职教师开展了函授教学,当时汉语词汇教学在国内尚属空白,先生虽然是讲授古汉语的,但因为无人能承担此项任务,于是受系委托,先生毅然承担起这项拓荒工作。

         汉语词汇研究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有过辉煌成就的,出现了荀卿那样的理论家,写出了《尔雅》、《方言》、《释名》那样的汇集同义词汇、分类词汇、方言词汇、探求语源的奠基之作。但从文言脱离口语之后,用文字传写的书面语成为社会上书面交际的工具,于是说文解字之学大盛,字有形、音、义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词与词汇的研究则逐渐式微。解放前后,虽然有一些论及词汇的片段研究,也是把它作为语法学的一个附属物来看待的,仅仅是从语法上着眼将词的内部结构作语法构成上的分类而已,词汇研究根本不曾独立过。先生就是在这种一无理论、二少材料累积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先生从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入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进行了古今汉语词汇的对比研究。先生的书中全面地研究了词的性质、词的结构、词汇与基本词汇、方言与社会方言词汇、词汇的语义分类、造词的方法、词义的发展变化……全面地阐述了有关词汇和词义的诸问题。这是一本拓荒之作,是富于独创性的自成体系之作。“汉语词汇研究是我国语言科学中最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汉语词汇学的建立是我国既有语言研究的恢复和光大,也是我人民中国语言科学中的一个创举”。

         《汉语词汇》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多年来一直成为国内高等学校语言教学的教材和重要参考书,开启了词汇研究之路;在香港《汉语词汇》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语言学博士谢米纳斯曾专程前来向先生请教;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绪方一男、金丸邦三等也曾前来求问或访问。直至今日,先生关于词汇结构与造词法的理论,仍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1962年校内印刷,现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是《汉语词汇》的姊妹篇。《汉语词汇》是就古今汉语词的形式与内容作断面剖析的,《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则是从历时角度去剖析汉语书面语及其词汇的形成与发展的。文言中的不停的吐故纳新,使文言构成自身发展的历史。由于先生年事已高,书中只是大体地勾画了一个轮廓,确定了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是个大纲性的著作。至于断代语言的分析比较、文言兴衰的历史轨迹、文言各组成部分的变化特征等详细内容,正有待于后学者的继续开掘。

         晓野师不仅是汉语的研究家,而且是汉语研究的思想家,他在汉语上的视野是极广阔的。先生不仅有志于开发汉语书面语历史这块处女地,他还有志于研究汉语口语的历史。为此,他曾经搜集整理反映历代口语的文章,打算编一本历代口语文选,进而去研究汉语口语演变的历史。可惜人寿有限,先生只是搜集了一些文章,没能继续开拓下去。这也是先生留给后人的另一个大课题。

         先生对现行的以术语解释为经,以形训、声训、义训为纬,“求一音一义之剩义,辨一词一句之得失”的训诂之学是很不满足的;先生有志于把以普遍联系为骨干的训诂思想具体化、条理化为新的训诂、注释之学。先生在金文考释和《九歌》解诂中一再重述他的考释原则,先生生前所作的考释与解诂也是体现先生训诂实践的典型例证。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先生的《商君书去强为经,说民弱民为说说》(见1979年吉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第2辑《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一文,这是先生留下的唯一的诸子考释的文章。文章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研究《商君书》中《去强》篇与《说民》、《弱民》两篇的关系,发现前者为经,后两篇是解经之作,从而发千古之秘。这在古籍整理中堪称典范之作。

         晓野师自谦说自己是音韵学的门外汉,事实上先生是精通音韵的,从先生的考据文章就可以看到先生如何熟练地驾驭音韵去从事文献考古的。先生也一度企图深入音韵史的研究领域,留下的遗著就是他在1954年写的《古汉语音韵学》讲义(油印)。讲义以《广韵》为支点,对上起先秦、下至《中原音韵》、《音韵阐微》的语音发展史作了系统的整理与贯通,尤其对唐宋以来形成的北方音系特加注意。可惜后来由于其他教学任务和研究重心的转移,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

         六

         晓野师最卓越的研究成就,我看莫过于文字学。他在文字学理论上仅留下两篇论文:《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和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位先生的“图画文字”》(见1959年《吉林师大学报》第4期),《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见1983年7月《古文字研究》)。这两篇论文,尤其前者,在文字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价值,它们既是对此前的文字学的批判也是自我清算;它们标志着先生文字学思想的飞跃,也是科学文字学的新起点,其贡献与意义不亚于先生的古文字考释中的成就,甚或过之。

         文字学在中国是个古老的学科,如果以《说文解字》问世作为中国文字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它流传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占支配地位的文字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是笼罩在许慎的“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的定义之下的文字学。这种传统的文字学在历史上受过两次较大的冲击。一次是“五四”以来以钱玄同为首的文字学家的冲击。他们举起了文字革命的大旗,将横向并列的“六书”作了纵向演进的解释,认为文字的发展是由指事、象形而会意、形声,由会意,形声而转注、假借的;“六书”的发展体现了文字由表意渐趋表音的过程,并由此得出结论,将来的汉字应由纯表音的拼音文字取代。他们的立论虽高,但仍未跳出“六书”的约束。另一次冲击是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的发表。唐兰先生打破了传统的“六书”,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不过唐先生的“三书”说只是在形式上破坏了“六书”,并未改变就字论字的形而上学观念。晓野师的文章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字学的基础。

         首先,晓野师是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来看待的。先生把他的文字学称做“汉语词汇文字学”或“汉语书写形式学”。从汉字是汉语的书写形式出发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大变革,就是认为汉字记录汉语有一个不断地改进自己、适应汉语的过程,这种适应与改进逐渐积累到一定时期就会形成汉字的质变——汉字体系的变化,于是汉字的体系观念和记录体系的演变观念被提了出来。由汉字逐渐适应汉语所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大变革就是支持并深入阐发了图画文字的存在,并承认图画文字是汉字的前身,从而以辩证的文字观打破了传统的汉字发展是由象形到不象形的直线演进的文字观。第三个大变革就是把文字“假借”现象大大提前,并把它作为是汉字由图画文字向“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转变的“催生婆”。用先生的话说就是:“象声写词法(按:即假借)犹如一把开山巨斧,它凿破混沌,使孕育在图画文字中的写词因素蜕化出来,变成为词的书写形式——用以写话记言的文字”;“从图画文字质变为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是以形象写词因素为渟洿、以假借写词法为关捩、以初期奴隶制为条件,为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要求所触发创通的”。

         晓野师把假借现象的产生比做开山巨斧,先生的文字学其实也是凿破混沌的开山巨斧,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记得我学文字学时,初期曾接受过钱玄同先生的把“假借”看做由象形文字到表音文字的过渡的文字观的,但对假借现象何以在早期文字中大量出现、汉字何以长期假借而不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道路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先生的假借观使我豁然开朗,看到了文字的又一洞天。先生的“汉语书写形式学”没能最终完成,令人惋惜;但开拓奠基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晓野师在文字学上还有一宏愿,这就是制作“汉字形体流变图谱”。50年代初,曹淑芬担任先生的助教时,先生曾指导她整理编制图谱,写出近百字,印成参考教材;先生也曾指导已毕业的研究生张世超、张玉春致力于秦简的整理,他们在《睡虎地秦简文字编》自序中说:“1985年岁末,我二人聆教于孙常叙师书斋。时先生方精思熟构,拟成《汉字形体流变图谱》,以明文字之嬗变,语词之分合。嘱我辈用力于秦简,以为未雨之绸缪。”可见《文字流变图谱》是三四十年里时时萦绕于先生心头的一项大工程。先生所说的“流变”,“非止限于字形变化,语音流转亦占重要部分。‘文编’、‘字典’拘于字形,犹有局限。结合语音,演绎图谱,然后图文音声并驾驱以张之”(《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序),则词的书写式的发展就尽收眼底了。列为图谱,则文字演变、方言歧异、语音流转,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此事体大思精,有待于断代文字的整理,有待于多人的通力合作。先生虽试做过一些,但离完成仍路途遥远。

         如前所述,晓野师的学术生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阶段是将自己的研究服从于教学需要的时期。草创者多、开拓者多是先生这一时期的特点,但追逐教学的研究也使先生未能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先生常用水的压力和它所喷射的距离作比喻,来说明自己这一阶段的研究情况。他说:一桶水在下部开一个孔,则其喷射者远;如果同时开几个孔,水流就要自然减弱,再多则只能变成涓涓细流了。追逐教学、多孔齐开固然影响了先生研究之精深,但多开孔窍也在各方面显示了先生之创造力,显示了先生博大的视野。学术本来就不是个人的事业,它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汇成滚滚洪流。我们不能希望先生生前门门精深,只希望先生的开创能后继有人。光大先生的思想火花使之变成熊熊的燎原之火,正是我们这些后学者的责任,这也是纪念先生的意义所在。

         1994年1月23日,孙常叙正在为所著《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考证》一书校对时,不幸因感冒引发痼疾而逝世,享年86岁。

         孙常叙从青年时代起即研究金文甲骨文,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知名的文字学家。他终生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受到广大青年和知识界的尊敬和爱戴!

         孙常叙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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