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纯 

林志纯

林志纯

(1910—2007)

         林志纯,笔名日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和研究事业的奠基者,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1910年11月1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个教育世家。祖父为塾师。父林居曾任海关公务员及中小学教员。母魏师陶乃某妇女工厂附属学校教员兼为纺织女工。先生六七岁间父亲辞世,家道日艰,唯赖母亲及长兄做工维持,后遂依乡例出嗣同宗叔祖母。

         先生入学前尝从伯祖父习诵蒙书《千字文》、《百家姓》,继读《诗》、《论语》、《春秋左氏传》诸经,后入私塾学校就读。1922年又入读福州工商学校高小部,校长为父亲故友,故得免学费并给膳食。1925年秋,入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学习,1928年毕业,旋入福州高中师范部(现福州第二中学)。自高小始,先生即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1928年入福建法委会任事务员,该会设在福州商会,借此机会1930年夏入商会协办的商立小学任教员、校务主任。1931年学校改组为“私立福商小学”(现福州第四中学),聘为校长,直至1939年春。任校长期间,学校获得长足发展,奉准立案,扩大招生、续建校舍,增订书刊标本。抗战爆发后,福州时局困顿,先生被迫离职。

         先生一生的学术事业即肇基于此时期。幼年读经奠定了国学基础,工读求学不独有益于学业也磨炼出坚忍不拔的精神。早年的教育实践造就了先生锐意求新、乐观豁达的性格。这生动地表现在先生作词的《福商校歌》中:

         什么是我们的精神?乐观自学和改造环境!是破坏和建设的革命,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看吧!我们永远是微笑年轻。听吧!我们到处有书声歌声。我们的气概如铁石,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是大刀阔斧,是火把明星!快快,向上进前,把四周的黑暗冲破,恶魔廓清!什么是我们的精神?乐观自学和改造环境!

         在早期教育期间,先生即开始创作诗文,撰写剧作。担任福商小学校长期间,先生已常发表时论文章。英文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1939年,先生入上海大夏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此时,先生除选修本系课程及课余自学外,还在建文中学等校兼教以自给。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先生始用笔名“日知”,取意“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语出《论语·子张》),以此自勉。先生从英国史专家王国秀教授、人文地理学家王成祖教授问学,日夕不辍,学业遂有精进,已开始在《大夏校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941年先生自大夏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入上海光夏中学、中关中学任教。1943年,先生回到故乡,受聘为福州福商中学、福州高中教师。1944年秋,福州再次沦陷,几经辗转,先生于1945年春至福建永安,在省银行的一所福利小学任教。是年秋冬之际,先生再度回到福州,在一所中学任教员。1946年,先生回沪入上海国立临时大学任中文系讲师,兼任大夏大学历史系讲师。是年10月,先生赴沈阳中正大学任副教授,次年5月回大夏大学担任副教授,兼任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并在培成女中任教,直至1950年夏应聘至东北师范大学。

         在上海求学任教期间,先生一直在圣约翰大学旁听英文,并在俄侨举办的学习班打下了俄文基础。拉丁文则是在此期间跟英人拉伯女士学习的。这一时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实践,已然奠定了先生日后的学术风格与治学取径——从古代原典出发,重视外国语言基础。大学期间,先生受到王成祖教授影响,向往光明,曾计划赴延安考察,虽因故未能成行,但从此开始了对革命事业的追求。1949年4月26日,先生还于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上发表《国民党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文,以中国历代王朝毁灭的历史规律阐明国民党政权必将灭亡。4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先生毅然留地下党员吴柏龄(先生为吴中学老师)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华园寓所暂避,并协助地下党员为迎接解放而召开的秘密会议。

         1950年,东北师范大学到上海聘请学术人才,通过上海的教育主管部门找到先生,欲聘为历史系副教授。当时先生故乡的福建师范大学校长胡允恭先生也欲聘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先生之所以毅然选择到东北任教,是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当时长春已经解放;二是长春离苏联较近,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些,学习俄文的条件也好一些。是年秋,先生抵达长春,随身仅携有《史记》一部、《汉书》一部,还有自撰的《魏晋南北朝史稿》,可惜的是现在这部书稿已然不知所终。到长春之前,先生的英文、俄文及拉丁文均已具有一定基础。初任教职不久,校系领导(校长张如心,系主任万九河)考虑先生外文基础比较好,遂做工作,动员先生兼做外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先生接受了任务,就此逐渐转入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当时,学校要为先生评定教授职称,但先生婉拒,认为自己刚由中国古代史转入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不宜担任世界上古史的教授。正因为这样,先生一直到1978年政策落实才被评为教授。

         新中国成立伊始,学习苏联之风始盛,为满足教学需要,先生已由翻译苏联教学大纲及教科书做起。受教育部及东北教育主管部门委托,先后译出《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东北教育出版社)、《古代希腊罗马史教学大纲》(东北教育出版社)、《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三联书店)及《古代世界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此时,先生也撰文评介古史译著,并作长文介绍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专著《古代东方史》(《光明日报》,1952年11月14日)并译出该书序论(《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为了满足函授教育的需要,在翻译学习苏联教科书与专著的基础上,先生与史亚民先生合作编著了《世界古代史》。此后,这部教材不仅屡次修订长期作为东北师大函授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且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为我国较早的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其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价值自不待言。

         此时,先生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52年遂由俄文译本迻译马克思1857、1858年间所写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前资本主义部分,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为题连载于《文史哲》1953年第1、2、3期。由于是书内容艰深,难以卒译,独力译出本已不易,而先生不以为足,多方寻得德文本,以德文本校对译文,经修订于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铅印单行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其间,先生尚先后写作《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文史哲》1952年3月号)、《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问题》(《大公报》1952年11月20日)、《奴隶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笔记之一》(《光明日报》1953年1月25日)、《奴隶社会之两个阶段与六个时期》(《历史教学》1953年第3期)、《〈马克思论印度〉一书中关于古代亚洲社会问题注文的商榷》(《光明日报》1954年11月25日)诸文。在这样的基础上,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的一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6年第1期)、《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著〈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及《谈谈古代东方专制国家》(《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等论文,就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力地提高了学术业务水平。

         在从事本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先生已开始着手培养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人才。1953年秋至1955年秋,先生先后举办了两届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其中,首届研究生班与邹有恒教授联合主持。1955年秋至1957年秋,受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承办由苏联专家主持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学校责成先生协助苏联专家,并指导进修教师毕业论文写作。此时,先生根据教学与研究的实践经验,认识到世界上古史学科的特殊性。他要求学生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语两方面下工夫,不但要学习一般性的研究著作,更要钻研历史文献和一手史料。同时,他指导学生按兴趣和条件进修分工学习,如毛昭晰主攻原始社会史,周怡天主攻古代西亚史,刘文鹏主攻古代埃及史,崔连仲主攻古代印度史,刘家和主攻古代希腊史,王阁森主攻古代罗马史。这两届研究生班和一届教师进修班共培养出37名学生,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方面的青年学者和精英人才。

         为了推进我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先生还不遗余力联系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人员共襄事业。1957年先生组织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等5所高校历史系相关人员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世界古代史专业刊物《古代世界史通讯》。该刊内容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历法、世界古代史年代学、英美及苏联重要古史杂志等,首次向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界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际学界的研究概况。

         先生素来重视原始史料,转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后,即进行图书建设——订购《剑桥古代史》、《亚述学辞典》、《希英辞典》及《拉英辞典》等工具书,补订《洛布古典丛书》、《希腊研究杂志》、《罗马研究杂志》等基本史料和书刊资料。为了能够将研究直接建立在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在这段时间里,先生从未停止学习,始终以“日知”自勉,将许多精力投入学习外国古代文字之中。当时,先生的夫人陈筠老师是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即后来的吉林工业大学)俄文教师,白天要到第一汽车厂做翻译,晚上则与先生一道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拉丁语。后来,陈先生干脆“停薪留职”,专心协助先生工作,所以直至退休仍然只有讲师职称。与此同时,先生为向国内古史学界译介一手材料,也开始古史文献的翻译工作。先生与人合作由拉克汉的英译本迻译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仍为保留书目。先生还辑译了史料集《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此书亦于是年由三联书店发行。同时,先生也组织翻译了两期《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世界古代史译文)》(1957年第2期及第6期),其中除少数苏联学者的论文,大多为古史史料,先生所译《雅典政制》最初即发表于此。先生翻译及组织翻译的这些原始史料,后来大多被收入各种史料集或单行出版,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此后,先生译介古史史料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1964年为了配合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先生还受委托主编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先生本以中国古代史研究见长,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但从未停止对中国史的关注与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大讨论时,先生也撰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上,先生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又具备中国史与世界史两个领域的素养。故而,先生能够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问题,以极大的学术勇气支持“魏晋封建论”,先后撰写《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试答郭沫若先生的质问之一》(《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及《敬答范文澜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三文申明己论与“战国封建论”及“西周封建论”的分歧。此后,先生撰写《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由研究方法和史料运用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症结所在。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始,在译介古史史料的过程中,先生逐渐由探讨世界古代史理论问题转而直接利用史料进行历史问题研究。在探究斯巴达劳动者身份问题时,他利用古典文献撰写《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60年代,先生又以文献为基础写成《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此时,先生更为注重利用考古新材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先后撰写了《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光明日报》1962年5月14日)及《荷马史诗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二文。先生还关注西方学界关于古代文字释读方面的新成果,撰文《线文b的译读》(《文史哲》1962年第5期)进行介绍。

         60年代时,先生已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众多成就,在国内学界颇享令誉。1961年7月,先生以党外人士身份应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招待会,这是党和国家对先生在学术领域突出贡献的褒奖。1962年2月至4月间,先生应邀赴厦门大学讲学,主要讲授“古代国家起源”和“西方史学探原”。前者主要内容是对古代诸文明国家组织起源问题的探讨;后者即“古代西方史学史”,包括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古希腊、古罗马史学的概况。5月,先生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授古代西方史学史,在北京大学分7个专题讲解了希腊古代文字释读与年代学、希腊史学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雅典国家起源等问题。讲学结束后,先生返回长春,对讲稿进行了整理,撰成《古代世界史学史简编》(提要初稿)作为讲义分发。书稿首次引入了“亚述学”、“埃及学”等概念,这大概是80年代先生提出分科的专业化古史研究的源头。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先生仍然坚持科研。“文革”初期先生下放工厂、矿山劳动,也参加厂史和矿史写作。后来,先生回到长春,环境稍有好转即投入研究工作。当时的科研条件十分艰苦,先生一方面要抄写毛泽东论历史人物及鲁迅的一些论述以应付运动,另一方面则暗中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古史研究。当时获得国外新近的学术成果不易,为此先生常常徒步行至吉林省图书馆,在外文报刊阅览室翻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为数不多的外文材料,从中搜集最新的西方考古成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1973年先生撰成数十万字的世界上古史书稿。此时适逢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这部书稿恰好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先油印为《古代世界史纲目》(修订稿)征求意见,后由吉林师范大学编印为内部教材《世界古代史》(上册)。“文革”期间国内许多地方发现了许多出土文物,这时北京的一些大博物馆也开始恢复文物陈列展,历史系遂委派先生与詹子庆赴各地考察。1973年12月14日两位先生自长春出发,先后赴北京、西安、洛阳、郑州、南京、武汉、长沙观摩考察,次年1月21日返回长春。

         1975年,人民出版社得到先生编撰的《世界古代史》(上册),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厚学术内涵,遂力邀先生赴京对书稿进行修订与扩充,以便专著早日面世。为学术事业计,先生立即携夫人南下。在北京修订书稿期间,虽然生活环境依旧艰苦,但科研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先生可以自科学院图书馆、考古所资料室、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阅各种外文图书与新出期刊,也可以同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切磋。先生和夫人忘我地投入到书稿的修订工作中,时常废寝忘食。更有甚者,一次先生急需查核一个字的源流,而手头却没有必要的工具书,就抓起电话向胡厚宣先生询问,全然不知当时已是午夜。长期艰苦的工作损害了先生的健康,有时甚至无法伏案工作,但为了书稿早日出版,先生全然不顾身体状况。经过近3年的努力,先生根据当时国内外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书稿进行了全面的补充与修订,并完成了此书的配图工作,著成《世界上古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上册,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史纲》下册经过进一步的增补亦于1981年正式出版。《史纲》上册出版后苏秉琦先生致函,称其为“我国自己开始世界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1979年10月17日函,日知书屋藏)。其实,自20世纪60年代,先生即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对世界上古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力求跳出苏联窠臼独立治学。《史纲》更是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当时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的力作。在这部著作中,先生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尤其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发生与人工灌溉发展及其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奴隶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发生的3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农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的探讨,提出了“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的发展理论。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结束了束缚,先生指导创建并参加了许多学会组织,同国内外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了联合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工作者共同迎接“科学的春天”,1979年,在先生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先生当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此后20余年间,研究会先后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五次原始社会史、五次古西亚北非史、五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南亚东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1988年,天津代表会议,先生退居二线,被选为名誉理事长。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10月先生应邀赴京参加了中国史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在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1988年继续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1980年2月,先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世界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是年夏,教委指派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1987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宁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举先生为该学会顾问,1989年北京代表会议再次当选。

         早在50年代,先生已经认识到世界上古史具有其特殊性,既需要分工的专门研究,又要求具备坚实的古文字功底。1981年国家开始实行学位教育,先生与周谷城先生、吴于廑先生被遴选为世界史学科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由先生和周老负责上古、中古史方向,吴老负责近代、现代方向。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推进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发展,先生撰文并多次与周老、吴老联名呼吁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进行分科的专业化研究(参见《研究古代,认识当前》,《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8日;《谈埃及学和亚述学在我国的成长》,《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6日;《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三人一道向教育部提出《关于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1984年8月教育部发出“(84)教高一司字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专门研究机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开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或相关文科系选拔高年级学生参加,每年聘请三四名外国专家给学习班讲授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文字。这在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是一项伟大创举,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事业也由此开创。自此,我国拥有了专业化的本科硕士博士连续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自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培养研究生制度始,20余年间,先生共培养了近40名世界古典文明史的硕士博士。先生对学生提出高标准的要求,至少掌握一门古典文字和两门现代西方语文。在学习上,先生素来以身作则,勤奋治学,往往通宵达旦,终日不辍,从不休息。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并且对他们关怀爱护,无微不至。为了能够令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国际水准的专业知识,先生不遗余力通过种种渠道促成学生赴英、法、德、美等具有悠久古典文明研究传统的国家访问和留学。1982年和1983年先后有学生赴希腊和美国留学,先生以70多岁的高龄,不辞千里之遥,亲往北京机场送迎。1993年林先生慷慨解囊资助两名学生出国参加留学生预备班学习一年,而后赴德国深造。先生派送出国的许多学生已经学成归来,他们与先生在国内培养的学生一道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第二、第三代研究工作者的中坚。

         为了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1986年,先生主持创办了全西文版的《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JAC)这本杂志是国内首部西文世界古代史专业期刊,专门刊载国内外学者关于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及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出刊后,很快成为我国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与国际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1992年,国家规范出版市场,要求只有正式刊物方可对外进行交流,先生一手创办的西文版《世界古代文明史杂志》当时面临着停刊或以书代刊继续出版的两难境地。听到消息后,先生连夜乘火车赶赴北京。次日上午由胡厚宣先生陪同,到新闻出版总署向有关领导历述出版西文版研究杂志的必要性。是年秋,几近夭折的年刊在先生的积极努力下最终得到了国家批复的刊号与ISSN号,成为公开向国外发行的正式年刊。至今,JAC已经发行至第22期。2007年,这本杂志又有了中文版季刊《古代文明》。由20世纪50年代的《古代世界史通讯》至JAC,再增加《古代文明》,先生开辟的这一园地正日益繁茂起来。

         完成《史纲》的撰写工作后,先生将研究重点转回中国古史研究,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审视中国历史。先生先后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毛诗·魏风〉所见中国古代社会》(《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上篇《城邦史综论》由先生撰写。在此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所倡导的“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长老会议、城邦首领、城邦联盟盟主)、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4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城邦、史诗时代的原始君主制城邦、春秋时代的公卿执政制城邦、战国时代的城邦趋于解体与向帝国过渡)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与独裁者)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1990年8月19至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召开“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先生应邀作了大会发言《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载《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对中西古典文明的交通史迹钩沉发覆,阐发了中西古典文明相似性的成因。此后,先生陆续发表《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论中西古典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及《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诸文,对中西古典文明发展形态的相似性进行了阐发,将“古代城邦普遍说”凝练为“中西古典学”。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论文集《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即为先生对其“中西古典学”的总结之作。

         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为了配合填补我国在西亚、北非、欧洲古典文明空白学科的工作,90年代初,先生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等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编印出版中外文对照印本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以近东古文献、西方古典文献和中国古典文献为主,已出版了《曶鼎铭文研究》、《苏美尔王表》、《孔子的政治学——〈论语〉》、《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云梦竹简》(3卷)及《古代中国纪年》等多种著作。

         1999年11月,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福建召开年会,先生已届90高龄,仍然亲自出席会议发言。会后,先生在两代学生的陪同下登武夷山,在武夷山宾馆参加寿筵。2000年11月,先生90华诞,东北师范大学组织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先生为与会师生作了“‘亲民’与‘新民’”的报告,由微观角度阐发中国古典民主。

         2003年9月,先生将毕生藏书悉数赠予历史文化学院。学院特拨小室一间,以先生笔名名之曰“日知书屋”。经整理书屋内现有藏书排满十架,其中外文原版共6架,多为俄文专著与大部头工具书,也有多种英文版古代语言文字语法,中文书4架,多为各类学术专著。另有学术期刊近千册。此外,书屋也藏有不少先生生前从事学术研究收集的资料与部分手稿。

         2005年秋,自长春返回福州故里安享晚年,每日仍然坚持读书阅报。2007年11月14日17时45分,一代史学宗师在福州寓所溘然长逝。这是中国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令人悲痛不已!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党,追求光明,奉献终生。1947年在上海任教期间,即参加了进步组织的上海大学教师联合会。1949年解放前夕即在上海保护地下党员。20世纪50年代,先生至长春任教,自1957年至“文革”一直当选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7月,先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当选至1983年,先生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吉林省人民政协委员;1983年至1988年,先生作为社会科学界委员出席吉林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学界素有盛誉,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尊重和爱戴。先生的专著《世界上古史纲》先后被授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吉林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特别奖”及“全国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论文集《中西古典学引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一等奖”。1979年先生被授予“吉林省劳动模范”、“长春市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再次被评为“长春市劳动模范”;1986年及1987年先生两度被长春市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长春市知名教授。2000年为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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