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 

李洵

李洵

(1922—1995)

         李洵,字仲符,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22年7月1日生于辽宁省北镇县。1946年,毕业于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年,赴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任教。1978年12月,任该系副教授、明清史研究室主任。1979年12月,晋升教授。1985年,创建明清史研究所,任所长。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得博士导师资格。1995年9月2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4岁。

         一

         李洵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继续攻读,就学著名古韵学专家黄侃先生,遂毕生从事古声韵学的研究。受家学熏陶,李洵少年时代就奠定了深厚的文史基础。

李洵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是在家里完成的。当时家里藏书颇富,尤以文史书籍居多。对这些书,李洵充满了好奇,17岁前几乎每天都和这些书打交道,觉得钻书堆是最愉快的事。除了接受文字、音韵方面的严格训练外,对他后来学术研究颇有影响的就是研习梁启超、王国维、孟森等名家的史学著作和点读局本“二十四史”。先从两唐书点起,《宋史》点了部分列传,点完了《元史》。后来得到一部大字排印本的《清史稿》,也顺序点完。《明史》则是上大学后点读完毕的。

         高中毕业后,入当时日伪办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学习,少年时的文史训练发挥功效,而且先后得到冯承钧、瞿兑之、谢国祯、刘盼遂、容庚、陈垣等多位名师的指点,为日后在史学上的建树奠定了扎实基础。1946年夏,李洵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

         二

         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面临选择的年代。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一系列行动中,李洵认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百年的屈辱,并为北平地下党组织散发、张贴宣传品。1947年的春天,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策:前往东北,寻找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效力。到了吉林市,很快迎来了解放,即以无比的热情投入解放区,投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作。当时是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通史。由此开始,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李洵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李洵刚登上解放区大学的讲坛,年仅26岁,将旺盛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中国通史”的教学中。这种学习真可谓是如饥似渴,而备课则常常是通宵达旦。“中国通史”完整地教了3遍,很好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的结合。在这期间,认真研读过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和《资本论》。

         勤奋的劳动带来了良好的收益。李洵后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件事对自己治学有很大影响。一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一个是从事多年的中国通史的教学,使我对中国史的全貌有个基本的实感。我常常把这种实感,称作‘通史感’或叫做‘全史感’、‘整体感’。这种‘通史感’是研究断代史、专门史的主要学术思想基础。所以说,一个理论学习,一个教学实践,就构成我从事明清史专业工作的新的基础。前者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史学天地,真正解放了思想。我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去重新估价前人对明清史研究的成果,探索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后者使我认真考虑明清史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后来又开设了“中国原始社会史”、“宋元史”、“中国史”、“目录学”、“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1951年后,稳定在明清史的教学与科研上。当时一些年岁稍长的先生们都愿意轻车熟路教先秦史、秦汉史、南北朝史或隋唐宋元史,而明清史则是尚待开拓的园地。李洵对明清史素有修养和兴趣,又感到有补缺门的需要,遂下决心用两三年的工夫全盘重新研读明清史。一边系统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边研读明清史的基本史料。读《明实录》是和《明史》对照看的,发现了不少问题。又规定了每日的进程,不完成决不休息。花了约两年的工夫,把《明实录》通读了一遍,做了一大批卡片和笔记。《清实录》的研读进行到了康熙朝。此外考察了上千种的明清时期的政书、私家史著、文集、方志和笔记小说。在这个基础上,于1956年5月完成《明清史》一书的写作,同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清史》一书并非时下意义上的“教材”,而是地道的专著,而且是划时代的著作。史料上,该书比以往明清史诸大家都有更深更广的开拓,而最重要的是,它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明清两朝断代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创建明清史独立学科体系的首次尝试。在该书中,李洵明确将1368年至1840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5个时期10个阶段,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消长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滋长为主线,对明清两代重大历史问题俱有论列,颇多创见。此书出版时,李洵年方34岁。此书虽属早年作品,以现在的眼光看,有很多不足,但毕竟建立起了明清史的独立学术体系,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范式,当然也奠定了李洵在史学界的地位。此书出版后,为数代有志研究明清史的年轻人指明了入门的路径,又流传至港台和海外,成为国际明清史学术界多年必读的参考书,于学人与学界的嘉惠可谓甚大。

         50年代中期,围绕明末东林党的背景、性质和政治主张,在《历史教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上发表两篇论文,展示了一个年青学者成熟的治史才识。这两篇论文,是进一步研究计划的部分成果,但是由于反右运动开始,计划被迫中断。

         三

         1958年,李洵被错划为“右派”,接着就是无休止的劳动改造和写思想检查汇报。但是,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驱使他在很少的业余时间内还是要阅读明清人的笔记、野史和诗文之类的史料,坚持科学研究。

         有一次,在劳动中跌断了右腿,几乎卧床一年。但是李洵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病床上开始了《明史食货志》的校注工作。首先理清了该《志》的史料来源、编纂方法与过程,然后取王原《明史食货志》与该《志》及《明史稿食货志》对勘,并以《明实录》、《明会典》为主,兼采明人笔记、文集数百种,为该《志》校字、校史70余条,改字、补字百余条,作注1500余条,使该《志》确乎成为信史,为治明代经济史的学者提供了方便。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评价说,“材料丰富,考订详尽,颇能补日人和田清主编《明史食货志译注》一书之阙漏,有利学者”;“此种工作我们认为堪称明史功臣”。《明史食货志校注》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80年代中期,李洵回忆这段经历说:“现在回想起来,也想象不到,当时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是怎样坚持了这种校勘与注释工作的。被错划‘右派’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一共夺去了我的20多年工作时间。但是在这几年中,毕竟算是夺回来三四年的时间。我总觉得这几年是我学习明清史在史料学习上的一次大补课。《明史食货志》的校注工作使我重新读实录,读《明史》,读《会典》。清代潘耒等人从《明实录》中摘录有关史料做经济史料长篇的工作,我在这时又几乎重复做了一次,感到收获很大。”

         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使李洵在坎坷的岁月中没有荒废学术研究,而是积累了功力,待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落实,便焕发出无比的学术能量,取得重大科研与教学成就。

         四

         1978年,李洵重返高校讲坛。1979年2月,被错划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纠正。此后十数年,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数部,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为我国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

         《试论明代流民问题》(1980)、《明代流民运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1981)、《公元16世纪的中国海盗》(1982)、《公元16、17世纪的北京城市结构》(1988)、《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1981)一组论文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新成果,也是对明清史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李洵认为发生在公元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流民运动,“实际上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运动,也就是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他指出:“流民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封建劳役制”,“给社会各生产部门提供了易得的雇佣劳动力,农业上就有可能出现为包租主之类的经营地主所雇佣的农业雇工”;流民运动影响了社会的阶级关系,使“逐末”人口增多,城市浮居人口增多,市民基础扩大,17世纪出现了市民运动。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发达,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顽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诸因素的阻碍,这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没有完成,显得“虎头蛇尾”。然而,这一过程毕竟产生了影响。“如果认为公元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有新发展的话,那末这种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大流民运动,就应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正式开端。”

         李洵认为,公元16世纪的中国海盗是流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和西方海盗、日本海盗一样,是国内的原始积累过程所伴随的海外殖民活动。“尽管中国海盗的最终命运和西方海盗不同,但是它的历史活动的意义,不容忽视。”

         公元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除发生了原始资本积累和自由雇佣劳动形成的历史运动外,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社会习俗、人的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江南地区的集团和城市的市民的活动。两者都应该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等级。他们同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城市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时代的特点是鲜明的。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标志着当16、17世纪时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存在,而且应当说有所发展。”

         17世纪的下半期到18世纪后期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被延缓时期。这便涉及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1985)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认为,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是向着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总趋势而发展的,与当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同步的。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贵族大地主的残暴统治,扫清了中国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但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民军失败了,清军入主了中原,又将野蛮的封建专制和民族统治强加于中国人民,破坏了社会经济,尤其是破坏了江南的社会经济,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陷于停滞,延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7、18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而中国此时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被延缓发展的时期。中国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落后了。”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后期,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被歪曲、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

         总之,“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的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李洵在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同时,开始了对明清政治史的系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1987)、《清前期广东督抚及其对地区发展的影响》(1988)、《明代政界的地域从政限制》(1991)诸文探讨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讨论了明朝政府对江南势力的限制、压抑政策。这一探讨是50年代对东林党研究的继续与深化。这一系列成果揭示了政治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如何使旧的、落后的社会政治势力拖住了新的、先进的社会政治势力的发展。

         《读〈明武宗实录〉条记》(1991)、《明武宗和他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明武宗与猪禁》诸文和《正德皇帝大传》(1993)一书,是研究明代以皇帝为中心的贵族集团特性的系列成果。这一系列成果以明武宗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16世纪的明朝贵族处于没落找不到出路的状况。

         《论顾炎武在〈郡县〉等7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1983)、《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书院之政治文化背景》(1994)、《说“卢楠之狱”》(1994)诸文,集中体现了李洵对16、17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思想界的状况、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一成果揭示,虽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本身存在许多弱点,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社会现实已经在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有所反映。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寻求为新的社会因素的发展扫除障碍。但是,这种进步的思想斗争遭到了专制政府的镇压,特别是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这些进步的思想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成为绝响。

         《“大礼议”与明代政治》(1986)、《论明末政局》(1986)、《孙嘉淦和雍乾政治》(1984)是研究16到18世纪中国社会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重要成果。李洵指出,16世纪到17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局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大贵族大地主的专政为主,在这种专政下,各派政治势力,特别是反对大贵族大地主专政的各派势力在政治上也都很活跃,这两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并没有消除大贵族大地主专政这一阻碍中国社会历史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障碍是由农民革命来铲除的。但是,清朝势力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又回到原来的老路,而且更加专制。

         《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结构关系》(1983)、《论明代的吏》、《论明代的官和吏》(1995)诸论文是李洵主持“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官僚政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诸文以别开生面的方式,以严谨、科学和独到的见解,分析了明代的中枢政制和官僚机器运作的机制,构成李洵对明清政治史的最新研究。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他的早逝,这一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只有期待年轻一辈的努力了。

         有关清入关前史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了与薛虹教授合著的《清代全史》第一卷(1991,2007)中。《中国通史》第八卷(1993,合著)融入了他有关明史研究的部分成果。

         李洵的学术研究既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同时又涉猎广泛,极注意历史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联系。他曾经指出:明清史是断代史,但这种断代并不是机械的以王朝来分割历史时代,而是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有自己时代特点,这一特点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明清史,不但要有中国通史的眼光,而且不能囿于中国史和中国地理的范围,“要冲破这些束缚,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正是这种高屋建瓴的宏远学术气概,使李洵的断代史研究充满了通史感和世界史的意境,在微观上建树了宏观的理论。这一特点,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和每项具体的研究。不论是早年撰写的《明清史》,还是晚年的论文《论公元15、16世纪明代中国若干历史问题》(1993),都体现了学术大师的手笔。正是这一特点和令人仰止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他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地位。

         李洵不但注重理论的功夫与视野,而且十分重视基本史料的校勘,以便使学术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明史食货志校注》是这方面工作的典范。此外,他还与薛虹、周毓方、赵德贵教授合作主持了《钦定八旗通志》的校点工作。还和赵、薛合作完成了《清代阿城副都统衙门汉文档案选编》(1994)的档案整理工作。为了便于初学者,1985年,他在吸收8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持重新撰写了《明清史》(合作)。

         李洵不但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他执教高校讲坛的时间,如果扣除反右运动以及“文革”中耽误的20年,前后也长达27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培养了数百名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现在已成长为各高校的骨干力量,多位已是颇有名气的学科带头人。鉴于他的巨大贡献,1991年,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吉林省政府颁给“吉林英才奖章”。

         五

         李洵之所以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如何探索真理的途径。他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关键就在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总结几十年的学术历程时指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着统一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说:“公元15、16、17这3个世纪,是全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确立的历史时代。世界的先进地区、重要国家几乎同时发生了相同的历史运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并不例外。只是后来的归宿不同了,有的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有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不同结局的出现并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变革,也曾经产生过不同方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革中,也会如此。这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要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来建立明清史的科学体系。30年来,我个人的明清史体系就是建筑在这理论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贯穿了李洵的整个学术生涯。他虽然创建了自己的明清史科学体系,但是他并不认为已极尽至善。所以在说了上面一段话后,他又指出:“当然这种理论目前还不成熟,还必须继续探讨,使它逐步完善起来。”所以在晚年,在病床上,他一刻也未停止对真理的不断探索。他还有一个庞大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包括“顾炎武评传”、“东林党史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官僚政治研究”及对明清历史提出全盘新解释的“中国的明清时代”诸项目。就在死神正步步逼近的时候,他仍在与研究生一起探讨“后封建主义”等问题。

         李洵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尽管由于误会,他直到1986年才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早在他投奔解放区,献身于人民革命与新中国建设的时刻起,就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的坚定人生志向。虽然历尽坎坷,这一志向毕生也未有丝毫动摇。他对科学研究锲而不舍,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对个人的名利却淡泊超然,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体脑倒挂、分配不公等等,许多做学问的人受不住强大的反差,抵御不了金钱的诱惑,纷纷下海经商。而同时,学术的商品化也越来越浓。以李洵的声望和地位,只要表示同意别人使用他的名义,无须动一笔写一字,便可以获得高额的酬报。但是李洵对此不屑一顾,屡屡婉言拒绝。

         对生死问题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看法。李洵的病早在1994年的8月就已发作,而且症状日益严重,但他仍给研究生上课,每天还要坚持工作6小时左右,编订了重要学术论文结集《下学集》。到1995年的5月中旬,确已无法坚持工作,方住院治疗。诊断结果是直肠癌晚期。对于这一晴天霹雳,大家遵守了习惯的做法,没有告知病情的真相。但是,他很快从病症和其他种种状况综合判断得知了底细。他处之泰然,反而劝告大家不要过分操心以免耽误了工作和学习。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一直由他的伴侣王玉珍老师独任。他对学生说:“人到头来都免不了一死,只不过是早些和晚些罢了。但是,人生的意义却不同。一个人要是在有生之年能恪尽职守,尽了自己的所能,做了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生命虽然短暂,却远胜于尸位素餐、行尸走肉般的苟活。我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一生中也尽了自己的所能,并不怕死,至于是否有意义,那是后人评价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3个月中,李洵除了与病魔作斗争外,抓紧时间做了两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一是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坦率地指出党建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向学校有关部门汇报自己关于学科建设的设想;二是整理自己未完的课题和向学生阐述有关一些重大问题的新想法、新构想,并向有关人员作了具体的交代。

         古人认为,不朽的途径有三条:立德、立功、立言。此三者,李洵兼而有之。他一生培养的数百名科研与教学人才,是对国家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这一功勋早已为国家所肯定。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如一座丰碑,更是充满活力的“范式”,将继续启发、鼓励后来者,为他们提供前进的基石,指引前进的方向。他严谨严格的学风,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淡泊名利、勤勉敬业、爱党爱国的伟大情操和高尚品德,永远是后来者治学做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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