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金 

蒋锡金

蒋锡金

(1915—2003)

         蒋锡金,现代诗人、作家、学者,曾用名蒋庸、蒋策等,笔名锡金、霍亭、束胥等。祖籍江苏宜兴,1915年1月3日生于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其“五行缺水”,祖父为他取名叫“锡金”。由于锡金自幼体弱多病,加之又是两代“单传”,家里便对他格外重视。6岁时,锡金被送到江苏省第四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每天课后,还要学习英文、“四书”等课程。但因体质较弱和父亲工作的不断变换、搬家,他的学习时断时续,有时竟不得不因病休学。在休学期间,锡金按照父亲的要求,每天“读报”、“剪贴报纸”,逐渐养成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热点的习惯与兴趣,并产生了朦胧的爱国意识。1927年秋,锡金随母亲回到故乡宜兴,有幸目睹了著名的“宜兴暴动”,使他受到很大的震撼,“看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并在二舅父史耀宾(共产党人,“宜兴暴动”时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的影响和启发下,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929年,锡金考入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读书。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十分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把中国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因此,锡金就读的中学便经常变换。他先后在东吴二中、光华附中、浙江省立一中、大夏大学附中等学校学习。尽管锡金的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但是,时代却不容许他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会战,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和政治热情,他与同学一起组织宣传队到昆山、松江等处宣传抗日救亡,参加上海学生赴南京的请愿等活动,使他感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虚伪、恶毒,认识到其卖国的本质,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和眼界。

         中学毕业后,锡金听从祖父的意见,考入了同济大学的德文班,准备学医。在学校,他因学习十分努力,被推选为年级的级长。但是,此时的中国已是风雨飘摇,国难当头,学生们已无法继续潜心学习了,加上国民党当局大力推行的法西斯式教育,更激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反感。锡金带头反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党义课”,带领大家闹了学潮,被学校变相除名。经过了这一件事,锡金不仅对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参与革命活动的自觉性也更强了,而且失去了对读书学习的兴趣,产生了早一些结束学业,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想法。不久,锡金考入了正风文学院,但当看到周围的同学并不读书,多是沉迷于享乐、谈恋爱,他也就不想再读下去了。于是,在1934年夏天,锡金和其他同学一样买了一张“文凭”,从正风文学院“毕业”,结束了学习生涯。

         在学生时代,还有一件事对锡金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写诗。锡金的写诗开始于1933年初。当时,表兄蒋有林等人正在给宜兴的报纸办副刊,每期都要给他寄来一份。锡金不满意蒋有林等人写的诗,就写信去批评他们,并把自己从德文课本上翻译的几首歌德、海涅的小诗寄给了表兄。在蒋有林的鼓励下,锡金又试写了几首诗寄去。没有想到,这一试便“一发而不可收”,使锡金成为了一名诗人。当看到自己的诗歌在《申报·自由谈》和《人间世》等报刊上发表,锡金十分激动,进一步增强了写作兴趣。在正风文学院期间,锡金还自办了一个题名为“声音”的墙报,并与严辰、王焕倩、朱征华等同学结成了一个诗社,并出版了《当代诗刊》。

         1934年年底,在父亲的安排下,锡金先在湖北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做放贷干事,后来在湖北省财政厅第一科任科员。在近4年的职员生涯中,锡金不仅走遍了湖北的咸宁、孝感、浠水、罗田等县,还顺路去过鄂城、黄冈、汀泗桥等地,亲身感受到城乡的巨大差别,亲眼见到国民党“剿共”时修建的碉堡和被焚毁的村庄,亲耳听到关于红军的传闻,还学会了如何观察、区分周围的人和事,熟悉了自己的业务,学会了如何完成公事,应付上级。此外,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读书和写作上来,并渐渐养成了“以书相伴,以酒消愁和动笔写作”的习惯。他“以文会友”,结识了写象征诗的邵冠华、宜兴老乡——诗人沙蕾和写穆时英式小说的李任子、《扫荡画报》主编宋一痕等人。他们常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一起谈诗,谈文学。锡金与李任子还应邀在《华中日报》上办了一个每周一期的《文艺周刊》。这次办《文艺周刊》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锡金步入“武汉文坛”,渐渐成为“知名人士”的开端。后来,锡金又结识了艾青、黄白薇、叶以群、梁文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文艺界人士。

         1935年冬,锡金与表兄蒋有林编辑、出版了《中国新诗》月刊。《中国新诗》办了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就停刊了,但约请锡金写稿的地方也渐渐多起来。锡金的写作就渐渐复杂起来了,从写诗到写散文、小品,再到影评、剧评,几乎遍地开花。不久,锡金又结识了夏特伦和冯乃超。夏特伦认为锡金“有写作才能,但方向不对”,对锡金创作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还积极参与了锡金的创作活动。冯乃超是锡金思想上的导师和引路人。在冯乃超的帮助下,锡金不但加深了对于生活、文学的理解,对革命也有了新的认识,还使其思想和写作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与提高。不久,应孔罗荪的约请,锡金与冯乃超等在《大光报》上办了一个副刊——《文艺周》,逐渐形成了以冯乃超为核心,以孔罗荪、夏特伦和锡金等为骨干的一股进步文艺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和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一直积极主动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抗战爆发后,锡金等人迅速地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他们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先后到徐家棚、刘公堤等工人、农民聚集的地方进行宣传,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还到工人家庭中进行访问。锡金等人还参加了“武汉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他们利用敌人的矛盾,积极开展工作,编辑、出版《战斗旬刊》。尽管《战斗旬刊》仅出版了20几期,却是抗战初期最早冲破国民党封锁的刊物。不久,锡金又与穆木天创办了诗刊《时调》。

         《时调》在武汉的诗歌爱好者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反响,茅盾曾在《文艺阵地》上发表署名文章,向读者介绍《时调》,认为“该刊是一个战斗的单位,其特点是作品短小精悍”。到了年底,《时调》因为经济的原因被迫停刊,但“时调社”的活动并未结束。作为后“中国诗歌会”诗群之一的“时调社”,曾发起召开通俗文艺座谈会,探讨诗歌通俗化和朗诵诗运动的问题。锡金、高兰、王莹等还在“美的冰室”举办了“诗歌宴会”,席间朗诵了瞿秋白翻译的普希金的长诗《茨冈》。后来,锡金等人还编辑、出版了《诗歌综合丛刊》。1938年2月,经冯乃超介绍,锡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锡金参与了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的筹备和编辑工作。在编辑《抗战文艺》的过程中,锡金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独特身份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为抗战,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此外,锡金还与孔罗荪、舒群、楼适夷、罗烽等人集体创作了表现中国军民奋勇抗日、不畏牺牲的伟大精神的剧作《台儿庄》,受到茅盾的好评。

         1938年8月底,根据组织的安排,锡金到达广州。在广州,他参与了中国诗歌社和《救亡日报》的工作,还创作了剧本《横山镇》。广州沦陷后,他又与楼适夷等辗转绕道到了香港。

         1938年11月11日,锡金从香港乘船回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寇占领,只有上海的租界没有沦陷,史称“孤岛”时期。回到上海后,锡金便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的文艺工作之中。他先是与楼适夷、钱君匋、叶君健合办了专销南洋的画报《大路》(共出4期)。翌年年初,锡金找到了王任叔,接上了组织关系。他被安排参加由戴平万、蒋天佐、林淡秋、王任叔、石灵等人组成文艺中心小组。文艺中心小组决定由锡金和石灵负责诗歌方面的工作。他们联络了一些当时在上海的诗歌爱好者,包括许幸之、关露、白署、戴何勿(萧岱)、朱维基、路易士、吕绍光、列车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上海诗歌座谈会,还出版了诗集《我歌唱》(《诗人丛刊》的第一集)。后来,在对诗歌座谈会进行考察、整顿的基础上,办一个定期的《行列》诗歌半月刊(表面上由朱维基、沈孟先出任主编,而实际上是锡金在主持工作)。于是,上海诗歌座谈会便又有了一个名字——“行列社”。《行列》停刊后,行列社依然坚持活动。他们不仅定期组织开会,朗读、讨论社员们的诗作,还讨论国内外的重要时事和社会现象,提高大家的思想和认识;不仅扶植、引导、帮助文学青年成立自己的社团(如竖琴社),还举行公开的诗歌朗诵活动,翻译出版《在战时》、《西班牙歌唱了》和《黄昏星》等诗作。行列社的活动,从1939年春的上海诗歌座谈会开始,直到1945年5月结束,整整在上海坚持了6年,是当时坚持最久的团体之一。

         此外,锡金还接编了《文艺新潮》月刊,协助楼适夷编辑《文艺阵地》,为王任叔编辑《鲁迅风》撰稿,与戴平万、黄峰(邱韵铎)一起主编了《文艺新闻》等刊物。1940年8月,受上级的委派,锡金来到常熟、苏州一带的根据地进行采访,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江南漫记》和一些描写常熟根据地生活的作品(结集时取名“江南草长”,是《江南漫记》的续编——笔者注)。

         到了1940年年底,上海“孤岛”的形势益加严峻。为了使“孤岛”的文艺运动重新开展起来,锡金受组织委托着手恢复诗歌座谈会的活动,还编印《上海文艺丛刊》和《述林丛刊》。同时,他还参加了戴平万领导的,由黄峰、林淡秋、蒋天佑、楼适夷、王元化、石灵、钟望阳、满涛等人参加的无名集会,探讨、研究了一些与文艺相关的话题。《奔流文艺丛刊》因故停刊后,锡金与楼适夷、满涛主编了《奔流新集》。为了办好刊物,锡金多次向许广平先生请教,还请许先生为新刊撰写文章。其间,锡金还参与了许广平先生主持的妇女座谈会和以凌山为首的青年妇女集会,并为《上海妇女》和《妇女知识丛刊》撰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沦陷。锡金被列入了日寇的“黑名单”,组织上要他与钟望阳一起撤到苏北根据地,但形势突变,钟望阳突然“失踪”,使锡金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只好滞留在上海。为了找一个职业作掩护,经友人的介绍,锡金以“蒋福俦”的名字,于1942年9月到私立的建成中学(实际是地下党领导的学校)任教。在建成中学,锡金负责教高中三个班和初中两个班的国文,还担任高中的文学史、文学概论、西洋史等课程。在紧张的教学之余,他耐心地帮助、指导学生学习读书,关心他们的思想进步和生活,与同学结下了纯真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很多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投奔解放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外,锡金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楚辞》,写下了40余万字的手稿,还组织、恢复了行列社的活动,组织学生在金城大戏院演出了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欧阳予倩翻译,改名“欲魔”),改定了剧本《赌徒别传》(作为世界书局编辑的“剧本丛刊”之一出版)。

         1945年5月中旬,为了躲避日寇的追捕,锡金离开了战斗多年的上海,到了苏北解放区。在根据地,他参加了华中建设大学“高干班”的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使他备受启发和鼓舞。学习结束后,锡金被分配到新华社华中分社做记者,还主编过《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副刊。解放战争爆发后,锡金参加了由吴奚儒、宋之的、朱维基、胡考等人组成的创作组,到前线采访,写下了一批反映前线生活的通讯和报道,还参加了胶东地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秋,根据工作的需要,锡金与吴奚儒等人乘船从威海出发到达了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大连稍事休息后,锡金又与吴奚儒、李一氓等继续北行。由于当时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们只好取道朝鲜经由吉林的图们,来到东北重镇——哈尔滨。到哈尔滨后,锡金到中共东北局组织部报到。他原打算随部队上前线,继续自己的创作,组织部的领导对他说,新筹建的东北大学已经开学,急需人上课,要求他到东北大学任教。

         1947年12月,锡金到了位于佳木斯郊区的东北大学,开始了他漫长的教学生涯。在东北大学,锡金受到张如心等人的欢迎,并见到了张松如(公木)、吴伯箫、智建中、杨公骥等知名作家、诗人和学者。由于东北大学尚处于初创阶段,学校的一切都刚刚开始,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材和图书资料等都十分匮乏,虽已举办了几个短训班,但学生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面对学生的具体情况,锡金为了使学生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和正确使用文字的方法,开始着手编写“语文三书”——《方块字这样认识》、《文章这样写通》和《标点符号这样使用》。其中,《标点符号这样使用》作为面向青年的普及读物,于1948年10月由光华书店出版。在佳木斯,锡金还为萧军主编的《文化报》写稿,并发表了《毛主席诗词四首解释》等文章。1948年夏,东北大学迁到吉林市,与原吉林大学合并。在吉林期间,锡金所担任的课程渐渐多起来。第一学期,他讲授了一年级的“国文讲读”,二年级的“名著选讲”,三年级的“专题研究”中的《楚辞》部分;第二学期,还担任了“文学概论”和“苏联文学”等课程。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外,他还与曲秉诚合译了《俄罗斯人民的口头文学》(1950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书。1949年夏,东北大学迁到了长春,1950年4月正式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从此,锡金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直至离休。

         来到长春后,锡金积极地投身于建设新学校的工作之中。他随智建中等到北京、上海等地,为东北师大招聘教授和专业人才(中文系的穆木天、彭慧等教授都是在锡金的推荐、介绍和说服下到师大工作的),他还亲自为学校构买、收集相关的图书资料。为了满足学生学习的急需,锡金不仅认真备课,认真讲授,还自己动手编写讲义,亲手刻钢板印刷。为了使学生能及时使用上讲义,还常常刻钢板到深夜。锡金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70年代末,至今,仍可以看到学生们所保存的、锡金亲手刻印的讲义。从新中国成立初至1957年,锡金先后讲授了“文学概论”、“名著选讲”、“儿童文学”、“名著研究”、“民间文学”、“文选与写作”等课程。由于锡金知识渊博,为人谦和,对学生坦诚、热情,诲人不倦,又是抗战时期已经知名的作家,自然备受学生们的推崇和好评,与穆木天、杨公骥、孙晓野(孙常叙)一起被并称为中文系“四大名教授”。锡金所开设的很多课程,在东北师大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均具有奠基的性质,也使他成为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锡金还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被选为全国诗歌工作者协会的理事。

         1957年,作为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春市作家协会主席的锡金,因在吉林省委、长春市委召开的会议中,多次发言,对一些党员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号召、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为党提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从此,锡金便被打入了另册,被迫离开了讲台,离开了那些可爱的学生们,被迫放弃了写作的权利,去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他当过清洁工,当过资料室的资料员,还到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锡金仍不能担任教师,被安排在文选教研室批改作文。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没有忘记一个教师的职责,认真批改学生的每一份作文。在学生的作文本上,留下了十分细密的批语。从那些清晰、娟秀的文字中,学生们逐渐领悟了这位从未谋面的老师的拳拳之心。于是,有些学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锡金结识并结下了一世的师生情谊。

         “文化大革命”中,锡金又经历了一场“炼狱”。他先是被贴大字报,被批判斗争,被关进“牛棚”,被抄家,被勒令交代过去的“罪行”……与家人一起承受一连串的磨难。1969年底,锡金和家人一起被下放到吉林省通榆县走“五七道路”。1972年春,锡金被调回师大,住进了“五七楼”。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学校还在工宣队、军宣队和极左思潮的笼罩之下,但是学校的氛围已经出现了变化,课程也从只讲抓革命、讲阶级斗争,变成了开始学习鲁迅的文章和一些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了。锡金返校后,很快便投入到对鲁迅和《鲁迅日记》的研究之中。在历时5年的时间里,他陆续收集、摘录了大量与《鲁迅日记》相关的资料,并以“鲁迅日记初笺”为名将其编辑成册,累计起来达十四五卷之多。此外,锡金参与编辑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鲁迅作品选讲》、《鲁迅研究参考资料》等书籍,编写了《鲁迅年谱》(197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揭发批判“四人帮”,彻底清算极左路线给国家、民族和人民所造成的沉重灾难与加强祖国的“四化”建设,是当时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大学又开始重新招生,成千上万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习的青年经过考试,又重新走进了大学。此时的锡金,也在时代的感召下将满腔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从1978年起,他参加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重新编辑、校订、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其间,锡金辛勤工作,诲人不倦,不仅认真完成了他所承担的《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还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参加学术交流,先后在《新文学史料》、《吉林师大学报》、《读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

         1979年3月,锡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使他更加坚信革命的正确和组织的公正,也更加激起了他的工作热情。10月末,锡金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他看到了许多阔别多年、同样历经磨难的老朋友丁玲、楼适夷、萧军等人。锡金和他们一起畅谈过去,共话未来,当年的革命激情又重新回到了他们身上,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有限精力和时间,为他们所奋斗的理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从70年代末开始,锡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与学术研究方面。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学术水平,加强他们对鲁迅的理解,锡金为大学生们开设了“鲁迅诗歌研究”等专题课,每一节都认真备课,认真讲授,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锡金还淡泊名利,心甘情愿地做年轻人、学术后辈的阶梯,为他们服务。锡金在参加了《鲁迅全集》中《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与包子衍合作)之后还承担了《郭沫若全集》中《洪波曲》的注释工作(与陈漱渝合作)。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住郭老当年在武汉时的情景,锡金还专程到武汉进行实地考察。

         80年代以后,锡金尽管年事已高,仍然笔耕不辍。他一方面继续从事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如《关于弘文学院二三事》、《鲁迅与光复会》、《鲁迅和东北作家》等;另一方面,还撰写了很多回忆文坛旧事的文章,如《关于行列社》、《长怀许广平先生》、《“孤岛”文艺杂忆》、《武汉时期的〈抗战文艺〉》等,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资料宝库。1987年,锡金光荣离休。离休之后,锡金依然坚持他的读书、写作,继续写出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文章。同时,为了奖掖后辈,锡金还为他人的文集和著作写了很多序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可以说,从70年代末开始,锡金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丰收期,一直到90年代末,他所发表的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回忆性文章,在省内、国内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锡金也得到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和荣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政协委员、作家协会吉林省分会副主席、作家协会吉林省分会名誉主席、作协长春市分会主席、吉林省社联副主席、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吉林省鲁迅研究学会会长、吉林省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作为一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干部,锡金在晚年还有一个心愿——重新确定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锡金是在1938年由冯乃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抗战期间为党、为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因地下党组织突然撤退,使锡金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其后的数十年间,锡金曾无数次地向党提出要求,要求组织审查并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被搁置,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重新回到组织怀抱的机会。但是,锡金始终没放弃自己的信仰,始终以“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执著地争取着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机会。1986年1月,中国共产党长春市高教工作部,批准了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关于恢复蒋锡金同志党籍的报告”,指出:“蒋锡金同志失掉党的组织关系后,多次设法寻找党组织,并积极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追随党,拥护党的方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建议恢复蒋锡金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2月算起。”当锡金得知这一消息时,不禁热泪盈眶。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经历了数十年的找寻,在历尽坎坷之后,锡金终于盼到了自己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的一天!锡金郑重地向组织补交了自己的党费,还把这个喜讯告知当年的好友楼适夷等人。

         作为一位30年代就走上文坛的诗人、作家,作为一位执教数十年的著名学者,锡金的一生不仅著述的数量颇丰,而且创作的门类亦十分齐全,既有诗歌、戏剧,又有小说、散文和回忆文章。除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文章(仅1978年到1986年所发表的文章就达60余篇)之外,还先后出版了诗集《黄昏星》(1941年,上海泽上社)、儿童叙事长诗《瘸腿的甲鱼》(1957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剧本《台儿庄》(三幕剧,锡金、王莹、舒群、罗烽、适夷、罗荪)等6人合著。1938年,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剧本《横山镇》(两幕剧,1939年,上海国民书店)、剧本《赌徒别传》(五幕剧,1941年,上海世界书屋)、译著《亡灵书》(埃及金字塔中的草纸诗歌,1955年,吉林人民出版社)、译著《茨冈》(整理瞿秋白遗稿,1940年,上海万叶书店)和《俄罗斯人民的口头文学》(锡金、曲秉诚合译,1950年,上海时代出版社)、青年读物《星象》(1945年,上海永祥印书馆)、青年知识读物《标点符号是怎样使用的》(1949年,沈阳三联书店)、教材《文章选讲》(195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鲁迅年谱》(197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等。

         作为一位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锡金知识渊博、所涉及的领域甚广,在现代文学、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方面均多有建树、影响深远。尤其是,他为人正直、谦和,心胸豁达、淡 E 教生涯中,锡金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铭记着自己是一名教师,是一名共产党员,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孜孜以求,诲人不倦,表现出了崇高的道德风范和一代知识分子、学者的高风亮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身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代爱国、富于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还可以看到,在和平建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管历尽磨难,始终保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坚信党的伟大和正确,为祖国、为人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终生献身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伟大精神。从锡金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伟大精神,感受到了他们为国、为民的宽广胸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伟大动力。

         90年代末,锡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几乎每年都需要入院治疗。但他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一切。2003年5月,在举国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他又一次住院,因病情严重恶化,于5月25日18时20分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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