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 

公木

公木

(1910—1998)

         公木,学名张永年、崧甫,现名张松如,笔名公木,又名龚棘木、章涛、木农、席外恩、四名、魂玉等。191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在外祖父家的资助下,他入私塾读书,翌年转入村办初级小学。1922年春,升入深泽县河曈高级小学。他的老师曹席卿是清末秀才,很有学问,虽然是位老人,却力主新学。曹先生献身教育工作,还不索报偿地让他的长子贡升、侄子俊升来校助教。俊升是新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的,有革命的新思想。在他的指引下,公木在这里除了学习国文、英文和史地、数学、自然等课程外,还接触到《独秀文存》、《胡適文存》、《白话文苑》、《白话书信》、《新潮》等书刊,打开了眼界,对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练习写作。公木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启蒙教育的,受到了科学和民主思潮的熏陶,这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他以名列榜首的佳绩考入直隶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4岁的公木也满怀激情,高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参加了抗议五卅惨案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学校内的党团员遭受迫害。共产党员高克谦同学惨遭军阀杀害,全校师生为他开追悼会,送的挽联是:“吴将军遭暗杀,高烈士又惨死,一地永埋双侠骨;太行山头明月,滹沱水上凄风,千秋凭吊两英魂。”这件事给公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激发了反帝爱国的政治热情。

         在中学时代,公木各科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受到老师们的器重。在国文教师赵召德先生的热心指导下,他熟读了唐诗宋词,开始练习作诗填词,并以“魂玉”的笔名向报刊投稿,其中的《脸儿红》等被《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和《晨报》副刊采用,这更激发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兴趣,这就是后来公木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诗”。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已是中学生的公木更倾向于新诗文。鲁迅、胡適、郭沫若、冰心、蒋光慈等人的作品都受到他的喜爱。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到的《新青年》、《向导》和《创造》等期刊使他感到新鲜,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1928年秋,公木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初入师大,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学习上,在高年级同学王重民的指导下读《论语》和《史记》,同时对高步赢教授的唐宋诗和孙蜀丞教授的宋词选等课程深感兴趣。当时新文学界正在进行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他和同学们争相阅读钱杏邨的文学评论和蒋光慈的诗歌、小说。他后来回忆说:“就在这时,蒋光慈成为我们心中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大部分都曾背诵过。”这一时期,北伐军打到了北方,迅速暴露出国民党右派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的丑恶面目,粉碎了在他幼稚心灵中的幻想。革命转入低潮,他的情绪非常郁闷,处于上下求索的状态。1929年春,他写了一篇小说《孟老先生歪传》,讽刺国民党右派与封建势力的合流,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时,他和孙志远、赵慎余、刘锡麟等同学经常在一起学习,白天分头读书看报,收集资料,夜间在教室里讨论中国社会的出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几个月后,这个秘密组织被师大党组织发现,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遂使研究社的几名同学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初,经郝培庄介绍,公木和孙志远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师大医院的一间病房里秘密地宣了誓。不久,受共青团组织的派遣,公木在师大参加了北平左联师大分部成立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在校内发起并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他还参加了北平文总的活动,在街头散发传单,在天桥、西单等地搞飞行集会等。同年8月,因参加庆祝长沙解放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捣毁了国民党党部而被捕,被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两个月后,政局发生变化,因晋军撤走而获释。从1929年到1930年间,他还以“席外恩(C.Y.N)”、“四名”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作,还编辑过共青团的刊物《红孩儿》,写了不少宣传性的小故事、歌谣等,配合当时的斗争。从此,他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确定了一生要走的文学道路。“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文艺要为革命服务,成为他立人、创作的宗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公木全力投入救亡运动,曾主编过由社联领导的《鏖尔》杂志(这是由党领导的北平大中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进步组织鏖尔读书会秘密出版的刊物)。1932年3月18日,他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在北平市公安局,一个多月后才由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名保释出来。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正处于高潮,公木出狱后便投入北师大的学生运动。校长徐旭生辞职后,校政由学生会和抗救会主持。教联主办了师大暑期学校,公木担任文书主任。同年冬,鲁迅由上海回北平探亲,公木和王志之、潘丙皋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前往鲁迅家中拜访,同鲁迅先生就文学界的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聆听了鲁迅的教诲之后,他们提出邀请,希望鲁迅到北师大演讲。鲁迅欣然同意,于1932年11月27日到北师大向全校同学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后来公木把他与鲁迅的这次会见写成《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33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署名张永年。

         1932年到1933年初,公木还与左联成员谷万川和王志之等着手筹办《文学杂志》。该杂志于1933年4月15日创刊,共出4期。公木在第三、四期合刊上发表了两首诗歌(《父与子》、《时事打牙牌》)和一篇论文(《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这是他从事革命诗歌创作的最初成果。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由左联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公木在《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中旗帜鲜明地针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们要想创造为大众所了解,所爱好,因而更能鼓动大众的诗歌,我们便不得不利用为大众所熟悉、所喜悦、所易于接受的形式。也只有由这些形式的发展与改造,才能蜕化出更新的形式来。不然,若只是企图着突然有一天由一个天才的普罗诗人,偶尔灵机一动便创出一种崭新的形式来,这样热心的幻想家,正是没有了解伊里奇在《“左”派幼稚病》中所遗给我们的名言:‘左倾空谈主义,其立脚点是无条件地否认一切的旧形式。不理解新的内容通过一切形式而实现自己。’”“因此,在今日的中国,在新诗歌的现阶段中,我们主张:新诗歌的创作,一方面,要尽可能利用活在大众中的旧的形式;一方面,要极力创造能够被大众所了解,至少要能够被大众的前卫所了解的新形式。”无须解释,公木的这一观点是符合辩证法思想,合乎文艺发展的规律的。《时事打牙牌》和《父与子》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前者利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即旧形式),宣传红军的土地革命和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后者则是创造的新形式(自由体诗),反映了农村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新一代农民的觉醒与反抗斗争。

         1933年早春的一天,公木正在教室上课,一名同学悄悄地告诉他:“快跑,特务抓你来了!”原来,公木频繁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特务的注意,并上了黑名单。公木匆匆离开教室,与一名同学握着网球拍,假装打球,故意把球打到墙外,借捡球之机,越墙跑了出去,回到河北老家。在家期间,在族叔的主持下,他与在高小读书期间结婚的妻子离了婚。不久,经北平教联介绍,他到山东滋阳县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去当教师。这所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公木教文字学、文学史等课程,还兼做班主任。校长比较开明,对公木等人的身份从不过问。公木在这里发展一批学生加入教联,建立了教联的鲁南支部,在鲁南几个县的小学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4年冬,公木离开了山东,与乡师学生涤薪在北平建立了小家庭后,又回到自己的母校河北正定中学教书。因大学未毕业,又没有著作,按照规定不能教高中,于是他便把在山东乡师写的文字学讲义整理了一下,并请黎锦熙先生审阅推荐,于1935年4月由新亚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在正定中学教书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他在学生中讲形势,作宣传,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说他是学潮的幕后策划人。教育厅派督学孟扶堂来校调查。孟扶堂是公木的同学,对他说:“你赶紧走!”于是公木和夫人涤薪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白桦于1937年初返回北平,又在北平师大复了学。一家三口,生活无着,全靠同学互助度日。这时左联、教联等组织早已解散,他只参加了“民先”的活动。这期间,公木读了许多书,写了《白茶斋九歌注》,请罗根泽教授审阅书稿,准备出版,后来书稿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遗失了,但这也显示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深厚的功底。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了。北平沦陷后,公木经河北、山东、郑州辗转到了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让他们去延安,并说到延安可以教书。公木认为延安是后方,他要求到山西太原前方去,因为离开北平的时候,公木就曾和朋友们约定,这回要坚决“把自己交给民族解放的伟业”。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在救国志与骨肉情的尖锐矛盾中,公木夫妇毅然决然地把不满两岁的女儿白桦寄养在一位好心肠的回族人李宏溶家,然后轻装直赴山西参加晋绥军区工作。后来公木曾写过《弃儿记》,发表在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上。在晋绥军区,公木做过二战区动委会《动员》杂志编辑和由程子华同志任队长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到组织部工作,还曾到神池县、岚县等地任县或专区干部班主任、指导员。紧张的行军和繁忙的工作几乎使这位“业余诗人”没有了“业余”,但火热的战斗生活和动人的事迹又使他为之歌唱。这一期间,他除了宣传、演出、创作一些活报剧和小唱本外,还于1938年初创作了优秀叙事诗《岢岚谣》,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用计毒死日本侵略者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英雄的形象。这首诗在诗艺上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在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后来这首诗曾被改编成话剧,在抗大演出过。郑律成还为《岢岚谣》谱过曲。

         1938年8月,为护送几位女同志回后方,公木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4个月。他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使公木的创作热情又燃烧起来。翌年春,公木和酷爱音乐的朝鲜族青年郑律成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抗大政治宣传科的一个窑洞里。有一天,郑律成偶然在公木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首短诗《子夜岗兵颂》,便背着公木把它谱成了一首独唱歌曲,并唱给公木听。公木听后激动不已。郑律成乘机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当时,很受群众欢迎的由冼星海、光未然二人作词曲的《黄河大合唱》刚刚演出过,使他们很受启发。经过认真研究,二人决定写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二人配合默契。仅用一周时间,公木便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炮兵歌》、《骑兵歌》和《军民一家》等7首歌词。每写出一首,郑律成便迅即谱曲,加上谱成的《子夜岗兵颂》共8首。他们把这词曲俱全的《八路军大合唱》油印出来,郑律成亲自到各连队去教唱。很快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回响在抗大校园,回响在宝塔山下,回响在延河之滨,回响在敌后各根据地。其中的《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得到军委政治部的批准,发表在《八路军杂志》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1940年,公木、萧三、刘御、师田手、海稜等人发起并成立了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朗诵诗活动,编印了《新诗歌》小报。在这一期间,公木突遭婚变。翌年,调任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杂志,还成立了以发展部队文艺创作为宗旨的有30多人参加的文艺社团鹰社。延安使公木这位“业余诗人”的才华得到了施展。1941年9月,他在《我爱诗》(后改为《我爱》)中写道:“什么生命力最久常?什么光照得最深最强?是你啊,我心爱的诗……我爱过多少男人和女人,我却没有像爱你这般深。”这表达了他对诗怀有如此真挚、深沉的情感。这一时期,他置身于革命斗争的前列,视野更加开阔,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对美好、光明的事物的追求和赞颂,对腐朽、黑暗势力的揭露和谴责,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中心主题。1941年冬写成初稿、1943年春定稿的长篇叙事诗《鸟枪的故事》,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长诗中,通过对一家祖孙三代农民在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欺压下的悲惨命运的描写,展示了一幅旧中国农民悲惨的历史画卷。它和《岢岚谣》的问世为解放区叙事诗的创作起到了引路作用。

         1942年5月,延安文艺界整风开始。公木接到毛泽东主席和凯丰同志联署的请柬,于5月2日前往中共中央办公楼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当他来到会议大厅门口时,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一一与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亲切握手。当介绍到公木是《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作者时,毛泽东同志微笑着紧紧地握住公木的手说:“好啊!希望你们多写些反映兵的作品。”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在“大众化”问题上纠正了头脑中潜在的“化大众”的偏向。整风后,1942年9月,公木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这期间,由于创作上的丰收,加上不断研究、总结,使公木在诗歌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观念,由“原先的‘旧形式(民歌体)、新形式(自由体)’发展而为‘新歌诗、新诵诗’”。所谓“新歌诗”是指“一切供伴乐歌唱的诗篇,包括民歌、歌词及所有按谱填词或先有词然后作谱的作品”;所谓“新诵诗”是指“一切供阅读朗诵的诗篇,包括自由体、格律体及所有摆脱了音乐而纯属语言艺术的作品”。从此以后,公木的诗歌创作便基本上是在这种理性认识指导下的结晶。

         1944年秋,公木和天蓝赴南泥湾访问。是年冬,又与鲁艺戏音系的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等人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并采录民歌。这一期间,他在诗歌创作上更加有意识地向陕北民歌学习,相继创作了《十里盐湾》等诗篇以及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后来,他与何其芳合作,把采集的民歌加以整理,编成了《陕北民歌选》,1948年8月由光华书店出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决定由延安大学派一批骨干力量去东北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为东北根据地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这支建校队伍因战争受阻,在张家口参加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与此同时,中央还组成挺进东北干部大队,其中有由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为主体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又名“第八中队”)。公木参加了由舒群和沙蒙为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底到达沈阳。公木在行军途中作《出发》一诗:“我们是毛泽东撒出的火种,我们是毛泽东放射的光芒。翻越高山,涉渡深水,穿过无边的草原和森林,前进,前进,前进……把温暖送到最寒冷和所有一切寒冷的地方;让风雪的严冬,永不再临。”在这新的天地里,东北文艺工作团要开个祝捷大会,需要准备文艺节目,刘炽、王大化、严文井、田方和雷加等人议论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的《移民歌》是歌颂人民领袖的,但词太短,意犹未尽,于是推举公木执笔改写,填词。公木遂写出《东方红》四段歌词。第一段改李有源原词“谋生存”为“谋幸福”,使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目标更为远大。第二、三、四段全系公木创作。歌词定稿后,由刘炽在《骑白马》曲调的基础上略微加工处理便登台演唱了。《东方红》在沈阳公演后很快就传遍了全东北以至关内各大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公木改写和创作的三段歌词为准的《东方红》为开播曲(第四段歌词因东北民主联军番号于不久撤销而舍弃)。有些报刊在刊载《东方红》歌词时多署“李有源作词”,这就造成了许多人的误会。现在看来,《东方红》的三段歌词毫无疑义是公木亲手改写和创作的。

         1946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为东北地区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决定在本溪市创办东北大学,派当时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公木和舒群、白希清等同志参加建校筹备工作。不久,东北局任命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和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教育长。实际上,从筹建到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均由公木负责。在解放战争期间,公木率领东北大学数百名师生在硝烟炮火中边行军,边宣传,边学习,从本溪到丹东、通化、梅河口、吉林、长春、哈尔滨,于6月1日到达佳木斯,辗转东北三省,行程3000里,历经千辛万险。5月23日,从长春北撤的队伍在丁家园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先后有5名同学牺牲。此后,下乡参加土改斗争中又有两名同学壮烈牺牲。一年后,在佳木斯举行的追悼会上,公木满怀激情地致悼词:“英雄的血,烈士的血,交相辉映,把东大的旗帜染得鲜红,这是东大的光荣传统,亲爱的同学,光荣归于你们!”“英雄的血,烈士的血,洒向苦难的祖国大地,这血不是白流的。它撒在哪里,哪里就埋下仇恨的种子,哪里就开放灿烂的自由的花朵。”

         1946年8月,由张如心率领的延安大学的建校队伍到达佳木斯,加强了东北大学的领导力量,充实了教师队伍,壮大了学校的阵容。1948年,吉林市第二次解放,东北大学由佳木斯迁回吉林市,与我党在1946年创办的吉林大学合校。1948年末再迁至长春,原东北大学(沈阳)、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同时并入,使东北大学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1950年4月,东北大学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开始向新型正规化师范大学过渡。公木在担任副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和二部、三部主任等职务的同时,还主讲“中国革命问题”、“战后国际问题”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政治课程,为中文系讲授“历代诗选”等文学课程。公木经常分析和研究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走上革命的道路。从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是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时期。公木站在思想文化战线的第一线上,为争取广大知识青年参加民主解放运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人民教师和干部,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东北师大向正规化发展的过程中,公木、智建中、吴伯箫等人在学校建设和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一些有创见的建议,但在当时被认为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在东北大学工作期间,公木曾参与《东北文化》等刊物的创办工作,并出版了诗集《哈喽,胡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木在沈阳街头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情满怀,便挥笔创作了200多行的抒情诗《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这是一首气势雄浑、感情真挚的交响乐章,是这一时期公木的代表作。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公木也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束了长期的独身生活。在爱人吴翔的帮助下,他与长期居住在老家的父母团聚,使两个儿子煌英、运藏得到继续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先后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白桦和三子许嘉取得了联系,公木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慰藉。从此,公木不仅在生活上得到吴翔无微不至的关爱,在事业上也得到了大力支持。公木大半生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与吴翔全力以赴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1年9月,公木由东北师大调至鞍钢,任教育处处长。他以螺丝钉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在鞍钢开始了辛勤的开拓和耕耘。按照毛泽东主席“鞍钢不但要出钢材,还要出人才”的指示精神,他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冶金企业职工和干部的培训工作。他认为,“职工培训是基本建设的基本建设”,“依靠懂业务的人,培训才能出成果”。在短短的3年内,他在鞍钢建立起从扫盲班到职工大学,从文化到政治、技术专业教育的完整体系,使各类人员都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和有效的培训措施,编制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鞍钢职工教育网。他经常深入厂矿基层及所属各类学校,亲自给职工和钢校学生讲课,作报告,亲自动手总结多方面系统、完整的经验,编写《教育手册》、《速成培养工人技术员的经验》。《鞍钢培训工作检查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嘉勉。直到今天,鞍钢许多老同志相遇,还都津津乐道地说:“松如同志一点没有诗人、学者和教授的架子。他献身职工培训工作,成为鞍钢职工培训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公木也把在鞍钢这段火热的生活和在鞍钢开辟的教育网视为自己一生中的主要成果之一。这期间,他先后创作《鞍钢行》、《钢都颂》、《寄鞍山》和《鞍钢小唱》等诗篇,表达了他对鞍钢深沉的热爱之情。

         1954年,公木调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工作,任秘书长。同年秋,又调至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所长,兼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公木认为,要培养高水平的现代作家和评论家,没有系统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学素养,单靠短时间的突击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到任之后,就制定了教学计划,要求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水平,研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加强创作实践,并编写出一整套文学教材。在京4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在青年作家培训和青年创作的评论等方面。在授课、参加讨论和指导创作的同时,还通过组织轮训,编选《青年文学创作选集》(10卷),召开全国青年文学作者会议,及时撰写评价文章等一系列活动,与文艺战线一代新人建立了亲密联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战士。流沙河、邵燕祥、李瑛、梁上泉、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等人都是经过他亲手培养的。他对这些青年作家呕心沥血,悉心扶掖。每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总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1957年,当流沙河的《草木篇》遭到围攻时,公木甘冒风险,写信鼓励他树立信心,继续写出更美好的诗篇,不料这封公正的信后来反而成为公木被错划为“右派”的罪状。这一时期也是公木诗歌创作、诗歌研究和诗词评论最活跃的时期。他诗歌的题材越来越宽广,在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十里盐湾》、《黄花集》和《崩溃》5本诗集,还有评论集《谈诗歌创作》。此外,他还同他的挚友东北师大杨公骥教授合写了《中国原始文学》,共同拟就了《中国文学史纲目》,并按纲目编写出《中国文学史》讲义。他还以龚棘木的笔名发表过多篇关于《诗经》和先秦寓言的论文。

         1958年春夏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公木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在文化交流上主要宣传中国文艺战线贯彻“双百”方针的情况,直到7月底才回国。不料,这位奉命出访的使者,刚一下火车便被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他的“罪名”是与中宣部“反党集团”“互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讲习所亦由中宣部、文化部决定停办。从此,公木被夺去了工作和公开发表诗文的权利,于1958年腊月三十只身下放长春,任吉林省图书馆馆员。临行前,他带着“负罪的愧疚心情”,把200多件积存未复的来信和诗文稿悄悄地分批挂号退回,这是他向中国作协作最后的告别。在劳动改造期间,公木曾被指名要求参加省直农场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学习班是生产队,专收“右派”分子。作为生产队成员,公木任积肥组长,从春播、夏锄到秋收,参加终年劳动全过程;作为学习班成员,公木任学习委员,负责组织讨论,《毛泽东选集》4卷也通读了几遍。直到1961年,他才被摘去“右派”帽子。

         1961年11月,公木被调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兼代系主任,名字后又恢复了“同志”二字。1962年2月,家眷也由北京迁至长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一心扑在教学上,先后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先秦寓言”、“古典诗论”、“毛泽东诗词”等基础课和专题课。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为相识或不相识的青年作者看稿改稿,指导写作。他把当年活跃在战场上的革命精神,主持东北大学和文学讲习所时的政治热情又完全倾注于教书育人的事业中来。不料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他的头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曾多次被批斗、审查,两次被抄家,许多手抄稿本未曾问世便一去不复返了。学校“开门办学”时,他与“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一起上山下乡进厂,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1973年,他参加了“教改学习访问团”,访问了关内部分高校,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从此在有些活动中,他便“主动”起来。在“批儒评法”期间,他于论孟、荀、韩外,用更多心计读了一遍老庄,为后来写《〈老子〉校读》和《论商颂》作了准备。这一时期,公木还与下放至桦甸插队落户的挚友杨公骥教授定期交流读书心得。新诗歌创作则完全是“业余之余”了。1963年,编剧吴兆堤和田方、刘炽到公木家,向他介绍影片《英雄儿女》的内容和主题思想,请他为影片插曲作词。公木在《烈士赞》的基础上挥笔写了《英雄赞歌》4段歌词。在刘炽谱曲时,公木又把4段歌词改为3段。第4段6句放在各段之后,反复诵唱。这就是《英雄赞歌》的由来。除此之外,1958年以来所吟咏的诗篇几乎都是旧体诗,都不曾发表,只是抒怀或答友人。一向力主写新诗的人,为什么却作起了旧体诗来了呢?对此,公木曾有回答:“是对诗的热情消退了吗?不是。是对诗的认识改变了吗?也不是。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迷惘与失误,符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这显然很不利于诗的创作。”这就是说,“我也写起旧体诗来,是在‘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连亘20年的时代背景下,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历史条件和现实际遇促成的”。公木的旧体诗,既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超凡脱俗的田园牧歌,而是在隐喻的诗句中表达一个共产党员背离长庚,奔向启明,相信真理定会战胜邪恶的心,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坚定不移的信心。从诗艺上看,他还“有意地把民歌句法写进诗词里,试探着使旧诗结构靠拢新诗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公木的政治生命也得以恢复,20多年的冤案得到昭雪。1979年1月,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解决,恢复了党籍和教授职称,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省文学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诗词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吉林省分会主席,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会长,中国寓言文学会会长等职务,还参加了第四、五次文代会和第三、四次作代会。环境改变了,责任骤然加重了,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尽管公木已届古稀之年,但他仍竭尽全力,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系统工程献出“一沙一石或片砖片瓦”。他以“御风与时间同步”的精神,在最后的岁月里,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教学、创作和科研三个方面。在教学方面,招收了六届中国文学研究生,所用教材每年都有更新。他呕心沥血,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学者。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都进入到一个新的爆发期,先后出版的有诗集《公木诗选》、《公木旧体诗抄》、《我爱》(公木自选诗集)。其中的《真实万岁》、《申请以及关于申请的申请》、《人类万岁》等一批新诗作,既保留着往昔理想的激情,又增加了历经磨难后的理性思考,引起人们的关注。诗论集有《诗要用形象思维》、《诗论》、《第三自然界概说》、《毛泽东诗词鉴赏》和《公木序跋集》。他还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1937—1949)、《中国诗歌史》和《中国诗歌史论》等丛书。《中国诗歌史论》将中国数千年来的诗词曲赋加以系统研究,描述它的产生、兴起、繁荣和演变的漫长过程,是一部浩大的研究工程,9卷本已于1996年问世。与此同时,他潜心研究中国先秦典籍,出版了《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道家哲学的智能》、《商颂研究》、《先秦寓言概论》、《中国历代寓言选》等学术专著。公木的这些著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前来访问,交流学术见解。有的外籍华人还要求拍摄电视短片,以便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这些情况说明,公木在学术上的成就,已为世人瞩目,是举世公认的。

         公木一生遭受很多磨难,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加之已届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耗费巨大精力。因此,进入90年代身体便逐渐衰弱,心脏和肾脏的功能减弱,曾多次住院治疗,参加会议活动多由老伴陪伴。1996年末,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体力更加不支,从此拒绝了一切邀请。1998年7月5日,公木迁入了新居。大厅做书房,宽敞明亮,读书、写作都很方便。这是公木有生以来最满意的居所。他高兴地写道:“倚枕半床书,好友良朋坐满屋……卧游天地广,梦醒筋骨舒。”可惜的是,他只在这里居住了115个日夜。在他体力日渐不支的日子里,凡有来访,来请作序、题词或作评论者,他仍然咬紧牙关,尽量使来者满意而去。中国农工民主党四平市委员会老许来求为《老许寓言诗》写序,他虽无力应允,仍给题写书名,还写了“寓言文化,人生缩影”的题词,并给中国寓言学会会长仇春霖写信介绍老许参加寓言研究会年会,批准老许加入寓言学会。丁芒同志请为他的《当代诗词学》写篇评论,张立华邀请公木为她的《中国哲理诗话》作序,他都尽最大努力使他们满意。就在两耳失聪,体温下降,由老伴陪伴的情况下,他还接受了《郑州晚报》记者王嘉贵的采访。1998年10月30日下午2时,他突然摔倒在洗手间。老伴吴翔和女儿丹木把他送到医大去抢救。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第一句话是:“我怎么躺在这里?我的课题(指《诗经》研究)还没有做完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脑海里想着的仍然是国家课题项目。当晚10时15分,公木停止了呼吸,走完了89岁的漫长岁月。他的一生始终是“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奋勇向前。

         公木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是忠诚的革命战士。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他就矢志不渝地坚信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无论是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还是当代的政治风波,都没能使他对自己的政治信仰有过任何动摇和改变。这正如后来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体验那样,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只是在正常情况下更须在特殊情况下,不只在顺境中更须在逆境中”。他为人刚正不阿,心正言直,从不趋炎附势。1957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右派”,他敢于直言反对。反右斗争中,周扬曾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文革”期间,项目组让他揭发“叛徒”、“特务”周扬的问题时,他在受迫害之中仍然敢于说:“我不知道周扬是什么‘叛徒’、‘特务’,只知道他会用人而不能容人。”他一贯主张:“对与错任人评说,我的真诚不容置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他焕发了青春,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进一步地确认了自己的信仰。这是一种政治思想的坚守,也是一种个人品格的坚守。这种坚守来自于他心底的无限真诚,时时渗透于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思想之中,铸成了近乎完美的人品和文品,成为真正“大写的人”。1983年,他在勉励东北师大中文系的老学生的题词中写道:“真理像道路一样,弯曲而没有尽头。莫矜夸已经占有,只贵在永生追求。”这是他用生命实践写出来的毕生追求真理的真实总结。正因为如此,在大半个世纪里,他始终以生命为诗,以人格为本,执著追求,战斗不息,把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谱写出一曲曲革命人生的壮丽诗章,为革命后代树立了楷模。

         公木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从1928年开始写诗,70年来,始终以生命为诗,以战士为本,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声音与时代主旋律相共鸣。他的诗充满战斗的激情,又饱含着睿智思想和历经磨难的理性思考,成为中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人生的总结。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熔古典、民歌和新诗于一炉,既具有民歌的朴素美,又富于古典诗的音韵美,还含有现代诗歌的色彩和外国诗的技巧,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木诗风,为发展我国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诗歌创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发布命令,确定公木作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是对一位战士诗人的最高褒奖。

         公木是我国著名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从事学术研究,著作等身。他在文字学、文学史、先秦寓言、老庄哲学、毛泽东诗词和诗歌理论等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我国学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永葆学术青春,永远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学风民主,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在学术研究中,他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对于各种不同学术见解,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无论是权威人物的还是普通群众的,他都能一视同仁地看待,都能用他那渊博的学识作出精确的判断和中肯的评价。独创性和富于开拓精神是他治学的突出特点。他既能从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又不为其所局限,用他那雄厚的实力把探索的课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取得更新的研究成果。他构建的诗学理论,博采众长而又自成一家。他提出的关于“第三自然界”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于诗歌本体和功能的理解。他主持撰写的《中国诗歌史论》等大型丛书,史论结合,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成为此领域研究的丰碑。他用考古新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对《老子》等道家典籍进行深入研究,其论证的翔实、准确,深受海内外学者的肯定和赞赏。

         公木教授的大半生都是在学校的讲台上度过的。他是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即从事基础教育,教过中学和师范。1938年在延安先后任教于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头,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他参加创办了东北大学,为争取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民主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经过多年的艰苦开拓和辛勤耕耘,为这座人民教师摇篮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期间,他以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满腔热情,培养和扶掖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从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中,他执教于吉林大学,为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为吉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亲手培养的一大批研究生成为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英人才。公木一生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但他最看重的称号是“教员”,他最满意人们对他的称呼是“老师”。他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青年一代的衷心尊敬和爱戴,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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