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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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川

(1909—1961)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丁浩川,又名丁广河,笔名光和、君达、阿秀,1909年9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完县东显阳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丁振五,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丁浩川自幼好学。1918年入东显阳村初级小学读书,1921年考入县立高级小学,1923年暑假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报考了设在保定的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著名的“保定二师”(今为河北省第二师范学校)。这期间,他接触了“五四”新文化,阅读了恽代英、萧楚女主编的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和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受到启蒙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逝世,他闻讯十分悲痛,发誓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走革命的道路。同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热情地投入了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启迪,不久,即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同年秋,经同班同学王鹤寿、朱林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简称为“SY”,后改称“CY”),并曾以共青团保定特别支部书记身份列席党的会议。由于他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1928年冬被学校当局开除,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

         被学校开除之后,为了谋生他不得不东奔西走。1929至1932年间,他先后在河北冀县、蠡县等地当小学教师。目睹中国农村愚昧、落后的现状,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社会制度腐败,在党所领导的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教育将起到重要作用,于是他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他崇拜“创造社”,所教课文大都选自《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颇得学生的喜爱。他利用课前课后,在学生中间谈时事,讲故事,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启蒙教育。在他的启发和影响下,他的学生和亲友中有很多人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

         1933年初,丁浩川于北平加入左翼作家联盟。5月,上海五作家被反动派逮捕,他曾刻写传单以示抗议。8月,因参加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北平天桥被捕,关押在河北省第一监狱,被判处两年半徒刑。经过这一段狱中生活,他加深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的认识,从而坚定了革命信念。他于1936年春出狱后不久,即经郭威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自觉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同时,他还参加了北平世界语学会,从事世界语的宣传和教学工作。

         1937年2月,受党的指派,丁浩川去山东临清第三民众教育辅导区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同时参加设在该地的“生活教育社”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他联系进步教师李葵元、王瑞征、黑若仙等人,主编《临清日报》副刊《乡村教师》,宣传抗日救亡。抗战前的临清,已是鲁西北的水陆重镇,文化比较发达,但这里的救亡运动却开展较迟。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对事变的起因、真相及和平解决的过程均讳莫如深,并炮制出《西安半月记》来鼓吹蒋介石的“精神感召”,蒙蔽广大群众。为了弄清事变的真相,丁浩川毅然冒着再次被捕的危险重返北平,并带回3本书:《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的文件汇编,其中第一编是《八一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长篇通讯集《中国的战歌》,翔实地记述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这3本书对帮助当地群众正确认识全国革命形势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揭穿国民党当局的谎言,起了积极作用。

         在临清的日子里,丁浩川的工作十分紧张,白天要给小学教师培训班上课,晚上还要编《乡村教师》副刊,经常昼夜兼程地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在祖国河山沦丧、民族危机的关头,他立即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编写了《政治常识》课本。课本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前途,帮助群众澄清一些胡涂认识。他还写过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问题的小册子,介绍游击战知识,配合鲁西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丁浩川作为在北平出版的《教育短波》和《小学生短波》的特约撰稿人,结合多年对世界各国教育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连续发表了《青年时代的列宁》、《苏联教育的实况》、《美国教育概况及其最近趋势》和《印度教育概况》等多篇文章。此外,还就儿童作文和儿童救亡等问题撰写了一批文章。

         同年11月初,日寇侵占了临清县城,丁浩川才同李葵元等人被迫撤离。后辗转至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在山西临汾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任总队部宣传部长,主编机关报《青年战线》。后随民先总队部赴西安、武汉等地,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11月,从抗日斗争前沿到达延安,实现了丁浩川多年来的夙愿。初在西北青年救国会领导下主编《西北战地青年》,旋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长,主持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所写《孙中山》一书,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曾连续发表了《怎样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纪念“九一八”八周年》、《世界青年反战》等一组评论文章,宣传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任务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争取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

         1940年3月,丁浩川调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给周扬同志当副手,参与边区教育的领导工作。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同其他根据地一样,物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且经常遭受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和袭击。丁浩川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按照边区政府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要求,经常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办学,在社会教育、培训基层干部和加强普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至今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等校还保存着当年丁浩川去视察工作时的讲话记录)。此外,对新解放区和警备区域(拉锯区)宣传党的教育政策,稳定新接管学校的秩序,团结广大师生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对边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1年9月,丁浩川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通讯采访部部长。这期间,他用很大的精力为报社撰写社论、短评等评论性文章。如发表在边区教育版上的《提高边区国民教育质量》、《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必先提高小学教师》和《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等十几篇评论,都是针对边区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撰写的,对推动边区教育的开展有着重要作用。

         1943年7月,丁浩川参加了中央党校二部的整风学习,有机会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进一步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丁浩川被调到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任教育学院副院长,兼教育系主任。由于战局变化,后又随联大转至河北省的束鹿、正定等地办学。这期间,他除了参与学校的管理,还参加教学工作,担任教育学院的共同课《教育学概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讲授。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必须同当前形势和任务结合并为其服务。1947年初,他曾亲自率领学生参加土地改革,使学生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同年夏,用半年时间,他带领教育系学生到冀中深县进行乡村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和教育行政的业务实习。他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树立革命人生观。许多青年学生都把他看做自己的家长,遇事总找他商量,甚至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请他帮助出主意,形成了一种平等友爱的新型师生关系。通过半年的实习,这些学生提高了对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掌握了工作本领,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

         在张家口时期,丁浩川曾是晋察冀边区主办的《教育阵地》月刊的编委,并就团结、改造教师队伍和普通教育改革等问题发表不少文章。他还在成仿吾主办的《北方文化》上发表了《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文,对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丁浩川任华北大学第二部副主任,兼教育系主任。他开设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比较系统地讲述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文教政策,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这期间,他还组织学员去基层办学,针对农民群众生活困难无力送子女入学等问题,指导学生办起了工读小学,组织小学生边学习边生产劳动,既解决了学习费用不足的困难,又学到了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丁浩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祝新中国的诞生》一文,热情洋溢地欢呼、歌颂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

         1950年2月,丁浩川调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师大总支委员会书记(即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副教务长、教务长,还被选为北京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社会上民主改革刚刚开始,党对学校的领导尚未完全确立。面对把旧北京师大改造为新北京师大这一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他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的决定》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全面开展教育改革。在教育改革中,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挥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稳定教育秩序,组织教师制定了各科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了新教材。为加强对教育实习的领导,成立了教育实习委员会,由他兼任主任委员,亲自制定实习计划和主持实习总结。同时,他还坚持上教学第一线,为全校师生开设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共同课,为教育系开设了“教育政策法令”等专业课。为了启发群众觉悟,他还亲自给全校人员作形势任务报告,给青年学生开思想修养方面的专题讲座,给党团员讲党课、团课,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带动群众前进,使北京师大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为兄弟院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在教育实践中研究教育,是丁浩川长期坚持不懈的主张。这期间,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结合自己领导的工作和教育实践,对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学》、《几个基本的教育观点问题》、《重视人民教师、重视师范教育》和《明确师范大学的教学工作方针》等一批颇有见地的文章,受到教育战线的重视和欢迎。1951年至1953年,他在《教师报》连续发表《文教政策学习笔记》16讲,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性质、方针、任务及指导思想等问题,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师大工作的5年中,他还兼任《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和《人民教育》等报刊的编委,经常为这些报刊的专题讨论撰写总结,指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由于他对青年的思想、志趣和心理特点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善于捕捉他们的思想脉搏,文章针对性强,深入浅出,有说服力。这一时期,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谈现实工作与个人理想》、《和青年朋友谈几个修养问题》等专著,普遍受到青年们的欢迎,有的曾多次重印,仍满足不了青年读者的渴求。

         丁浩川长期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著名的青运工作者。有些青年遇有什么问题,总想向他请教。每当青年来信来访,不论工作怎样忙,时间怎样紧,或者身体怎样不适,他总是设法挤出时间,热情地接待、答复,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或认识问题。他同青年人谈话一贯采取平等的、民主的方式,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对青年人的缺点,甚至是错误,也总是在肯定优点的前提下,指出问题的所在,帮助分析产生的原因,找出克服的办法,使被批评者受到教育,所以青年们都乐于接近他,喜欢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话,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1955年8月,丁浩川调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后为代理校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分院副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

         在师大,他先是协助老教育家成仿吾校长工作。1958年秋,成老离校后,丁浩川又独挑重担,主持校政,他深感责任重大,把全副精力都投放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上了。为了办好高等师范教育,为国家培养合乎标准的人民教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精神,他提出了培养学生的标准,即“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观点,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及教育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体魄健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学师资”。同时,采取一系列保证措施,要求全校人员,一切工作都要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教育改革中,丁浩川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把面向中学作为师范大学教学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他提出把教育系办成师范大学的首系,开展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为此,他亲自兼任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名誉主任,积极参加编写教材、审定教学大纲等教学研究活动。他主持编写的《教育学》一书,成为当时师范学校广泛使用的教材。他重视实验基地的建设,除把附中、附小作为实验基地外,还同许多中学建立了联系制度。每年教育实习,他都亲自去实习校检查、指导。同时,他还把一批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安排到附中、附小去教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去经受锻炼,以达到提高实际教学能力的目的。

         他认为,作为教学的领导者,如果不亲自进行教学,不了解教学情况,不占有那些生动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就不能了解教师的甘苦,不能了解学生的要求,就很难对教学有发言权,很难对教学质量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和判断。为了切实提高教育质量,要求各系室负责人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他经常深入课堂,每次听课,总是早早进入教室坐在后面,静静地听教师讲课,下课后到学生中听取反映。发现问题,找教师谈话,也总是首先肯定其优点,使教师增强信心,然后指出不足,帮助总结经验,研究改进的措施,受到教师欢迎。

         这期间,为回答教育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发表了《在斗争中前进——教育方针学习札记》、《投入革命实践,为教学改革铺平道路》、《谈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树立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以及《我对〈教师报〉的希望》等文章,获得广大教师的好评。

         丁浩川善于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广大教师,他强调发挥老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特别是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了“青年教师必须尊重老教师,老教师必须爱护青年教师”的要求,推动新老教师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他还经常到党外人士中间去宣传党的政策,交谈思想,听取意见,不断改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

         他在日常工作中注意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善于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但又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开诚布公,思想见面,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对某些原则问题,也能直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长期的繁重工作中,丁浩川不知疲倦地坚持学习。参加革命前,他只是一个没有读完五年制师范的中学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终能胜任党交给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但他并未满足于此。青年时期他就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到东北师大已年近五旬,还拜外语系主任曲秉诚教授为师,挤时间学习俄语。他真正做到了对人“诲而不倦”,对己“学而不厌”。

         丁浩川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尤其是在高等师范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教育思想是多方面的。他对于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性质,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实现教育目的途径,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规律,师范教育和人民教师的地位、作用,人民教师的修养,研究教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论述。他在《我热爱教育工作》、《为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而自豪吧!》等文章中对人民教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都作过全面、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无论革命或建设事业,“人,才是最后决定事业成败的因素”。而人民教师所从事的正是向新一代传播革命真理的事业,是指导青年们选定自己一生要走的道路,去做一番大作为的事业。因此,人民教师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军。

         同时,对社会上轻视教育,不尊重教师的现象,他是非常敏感的,深为激愤,曾多次写文章、作报告,向社会呼吁。1956年5月4日,丁浩川在《教师报》发 表《我对〈教师报〉的希望》,向那些对教育后一代的事业还没有给予足够认识和把教师看做无足轻重的人们大声疾呼。他写道:“你们的儿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将要成为走在生活前面的优秀人物,还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成为一个让人们伤脑筋的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你们今天所看不起的教师。”提醒人们重视教育,尊重人民教师。

         丁浩川一贯认为,教师要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首先自己必须具备做教师的条件。他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向教师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本身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因而他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技巧等方面论述了人民教师本人应该是思想战线上的先进战士,“应该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因为,一个不具备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是不可能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别人的,一个没有科学世界观的人也不可能帮助别人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一个不具备高尚道德品质的人是不可能培养别人的道德品质的。同样地,一个身体衰弱、意志消沉的人也是不可能培育起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来的。他认为,作为人民教师必须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他说:“教师影响儿童绝不仅仅是在于他在课堂上给孩子们授课的时候,而是他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工作态度、生活作风……这些无一不在直接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孩子的习性和品格。一个对下一代的孩子们认真负责的教师,必须严格地检点自己,不使自己身上的缺点再去沾染到下一代孩子们的身上。”要树立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和劳动态度,就必须反对“管教不管学”、“教书不教人”的错误态度。

         在丁浩川的教育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一贯主张把面向中学教学作为师范大学教学工作方针。他说:“面向中学(教育系要面向中级师范、幼儿师范必须面向小学和幼儿教学)这是师范大学本身的任务,这是师范大学的教学异于其他高等学校的教学的主要之点。”为了贯彻这一正确的工作方针,他提出师范大学的系科设置和教学计划必须符合中学教学的需要,各科教学大纲必须符合培养中学各科教师的需要,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能够对在校学生起示范作用。同时,他还十分强调重视教育实习工作,关心附属学校的建设,建立与中小学教师经常联系的制度等。

         在长期教育实践中,丁浩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潜心研究教育工作,明确提出了办教育要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的原则。1953年,他曾经针对某些学校同学间在学习问题上要求速成,组织“红旗竞赛”,强调“互助合作”;同学间订立“包教包学师徒合同”,甚至提出“组织起来,反对单干”等违背“教与学”规律的错误口号。奋笔写了《认清学习特点,克服急躁情绪》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53年第4期上。他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把生产战线的经验、群众运动的某些做法运用到学习中来。学习只有而且必须靠个人独立的脑力劳动才能达到目的,不强调自学而反对所谓“单干”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学习者必须遵循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象这一顺序,才能够谈得上知识的掌握和巩固。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即使主观愿望再好,也不能达到目的,甚至结果会与原来目的相反。许多学校读了这篇文章都纠正了违背学习规律的错误做法。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教学秩序混乱。丁浩川曾及时提出学校还是要以教学为主,教师还是要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久,他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谈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一文,明确指出:“只要教学过程存在,教师总是要起主导作用的。”他认为,在教与学“这一双边活动中,领头带路的总是教的一方,而不是学的一方”,“教学虽然相长,但主导作用还是在教的一方,还是在教师一方”。尽管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难以获得赞同和付诸实行的,但它足以表明丁浩川是一贯坚持按教育规律办学的。

         丁浩川坚持在理论和实际结合中开展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远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注意研究世界各国教育的理论、历史和现状,发表过文章和译文。尔后,在长期担任教育部门领导工作的同时,他总是把钻研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取得显著成果,除主持编写《教育学》课本,还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文章。在研究教育科学理论方面,他一向反对照抄、照搬现成的或外国的东西。50年代末,我国各高等院校在教学中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教育学》作为教材。丁浩川认为凯洛夫的《教育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他曾计划按照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总结过去包括老解放区在内的几十年的办学经验,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来。可惜壮志未酬,只写出部分初稿。

          1961年9月6日,新学年刚刚开始。劳累了一天的丁浩川,夜里突感不适,心脏病猝然发作,绞痛使他陷入阵阵昏迷之中。即使在这时,他心里惦记着的还是工作。他面色十分痛苦地告诉守候在身边的妻子何楠若同志说:“快去打电话,告诉教育系,给我请假,新生座谈会我不能参加了!”就在7日早晨,年仅52岁的丁浩川永远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他真正实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诺言。

          1984年7月,《丁浩川教育文选》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是他长期从事人民教育事业的心血结晶,也是他留给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1991年9月7日,是丁浩川逝世30周年纪念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纪念会,校领导号召全校人员学习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把学校办好,培养出更多的合乎规格的人民教师。同时,出版了《留取丹心——丁浩川纪念集》。他的老战友、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写了“一代师表”的题词,对他毕生献身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和光辉业绩给予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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