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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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

(1897—1984)

 

    成仿吾,名昌惁,又名灏(曾用石厚生等笔名),1897年8月2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夏历七月十六日)生于湖南新化县方知乡澧溪村一个书香之家。他自幼秉性耿直,聪颖过人,4岁发蒙。因父母早逝,1910年13岁时便随长兄劭吾东渡日本留学,满怀“富国强兵”的爱国热忱,先后就读于名古屋第五中学和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7年夏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兵器制造工程。

    求学异国的成仿吾,年纪虽小,却因受好学家风的熏陶,颇知勤奋。每天能熟记百多个日语单词,不到一年便基本上掌握了日语。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赞誉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不仅如此,“他对中国旧文献也很有些涉猎。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吟诵出不少诗词”,“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张资平在《曙新期的创造社》中也曾写道,他“是最努力读书的青年”,“不单对语学有天才,连数理化也非常之好”。

    青年时期的成仿吾酷爱学习,但更热爱祖国。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段祺瑞和日本寺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军事条约》。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宣布罢课,继之又“回国请愿”,掀起了一次剧烈的风潮。成仿吾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爱国斗争。但这次斗争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正如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使我看清了北洋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富什么国?强什么兵?我感到失望、苦闷!”从此,他对人生的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成仿吾和鲁迅一样,寻觅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前进的。他在东京帝大学习期间参加过多次爱国斗争,但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迫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大众的觉醒。此时,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给成仿吾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了他新的力量。他在以后回忆时写道:“五四运动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我们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由于在共同的痛苦探索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革命文艺对启迪大众觉醒的重要性,于是学造兵器的成仿吾和学医的郭沫若、学法律的郁达夫、学地质的张资平等人便逐渐转向了文学,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并于1921年6月在东京创建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从1922至1928年之间,成仿吾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和《创造月刊》等刊物,编辑出版了多种丛书。在这些刊物、丛书上,成仿吾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小说、诗歌和译作,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启迪人民大众的思想、向封建愚昧作斗争、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成仿吾在创造社后期所发表的一些文学评论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这一时期,他同鲁迅之间的笔墨之争,则是革命文学营垒内部不同观点的论争。他们共同奋斗的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曾对封建复古派、鸳鸯蝴蝶派和胡適派作过有力的批判,都曾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作过贡献。正因为如此,1927年4月,他和鲁迅等曾联合发表了中国文艺界第一个对外宣言《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的宣言》,声讨了英法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屠杀我国工人的血腥罪行。宣言还声称:“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

    作为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的成仿吾,目睹旧中国黑暗势力的猖獗,内外反动派的勾结,人民大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于1925年毅然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兼任兵器处技正及代理处长。同时,应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之聘,为理学院教授,为他后来献身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了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文学家队伍发生了分化,有的动摇,有的隐退,有的投靠到反动派营垒,背叛了革命事业。而成仿吾则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危难,去迎接历史赋予的新的使命。这时,他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行动,于是他下决心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去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夏,成仿吾经日本到莫斯科同张闻天、林伯渠相会,经张闻天介绍,8月到达巴黎,并同中共巴黎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同年秋,经何肇绪、詹渭明介绍,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成仿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坚强战士。从1928年至1931年间,成仿吾同谢维俊、廖承志、章文晋、张锷等一道,先后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编辑出版党的刊物《赤光》。《赤光》是1924年周恩来旅法期间创办的,其主要内容是向旅居德、法的华工、留学生和华侨介绍国内革命斗争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工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时,成仿吾任社长兼总编辑,从编写稿件到刻印、发行,他都参加,为《赤光》的按期出刊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与此同时,他从德文、法文原著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加中共柏林、巴黎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在这3年多的岁月里,他学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先驱们的实践经验,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完成了他人生旅途上具有决定性的一次飞跃。1931年秋,成仿吾按党的指示,从法国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在上海期间,他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工作。不久,即发生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1月,成仿吾奉中央指示进入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成仿吾坚持办革命教育,从此,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他献身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开端。根据当时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成仿吾坚持革命教育要为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服务的原则,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受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不顾具体条件,生搬或模仿外国的东西,即从英、美学来的所谓正规教育;另一种是认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主要是直接投入军事斗争,把教育看成可有可无的工作,实际上是教育的取消主义。他认为,“这些人不了解革命教育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解放了的人民迫切需要教育,党需要教育工作,战争环境只是要求我们进行教育工作时要能适应这种环境”。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依靠群众力量,鄂豫皖苏区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和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

    1932年6月,国民党集中了几十万大军向鄂豫皖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由于张国焘采取“坚决进攻”的错误方针,根据地损失惨重。在这严重的关头,张国焘率主力部队越平汉路西去,仅有的4部电台全被带走,至此,鄂豫皖苏区同中央失去了联系,斗争形势十分严峻。1933年秋,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根据地面临的险境和请示工作,省委书记沈泽民抱病在他的衬衣上写了密信。当时成仿吾正“打摆子”,身体衰弱无力,加之敌人严密封锁,一时无法离开苏区。省委派了一个武装团和一个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把他送出苏区。到达上海后,方知党中央已迁往瑞金。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他通过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内山书店会见了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很快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按中央的指示,成仿吾于1934年1月11日赶到瑞金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在中央苏区,成仿吾先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后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政治教员,兼高级班主任,讲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发展史,直接培养党的高级干部。

    1934年10月,成仿吾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一位曾经留学国外且在国内文坛享有盛誉的学者,尽管重病初愈,体质非常虚弱,但他始终能与红军战士一起爬雪山,过草地,越过千山万水,经受千辛万苦,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途中他和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教员,到达陕北后继续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高级干部班班主任兼教政治理论课。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不久,为了纪念这位革命战友,成仿吾在延安写了《纪念鲁迅》一文,先后发表在《解放》和《鲁迅风》上。文中对鲁迅作了高度的、科学的评价,认为鲁迅的功绩是“划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完成与中国文学的进步,坚决前进”。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自1933年以来,我们完全一致了,我们成为战友了”,“我们中间再没有什么隔阂了”。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时,陕北公学还举办了报告会,在成仿吾的主持下,请毛泽东作了《论鲁迅》的专题报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并把“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定为校训。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陕北公学非常重视。开学前夕,毛泽东亲笔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此期间,成仿吾与徐冰合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半年来的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新阶段》,还写了《毕业上前线》、《陕北公学校歌》、《西北青年进行曲》等歌词,经吕骥谱曲,成为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在前方后方广为流传。

    为适应抗战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和延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在延安联合组成华北联合大学,任命成仿吾为校长,为各抗日前线培养干部。1939年7月,成仿吾率领联大全校师生从延安出发,突破敌人层层封锁,挺进敌后,先后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阜平、平山、正定和张家口等地,一面坚持办学,一面坚持斗争,为坚持华北抗战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成仿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并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成仿吾被选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主席曾亲自到成仿吾住的窑洞去征询他的意见:“仿吾同志,你以后搞什么工作?搞政权还是搞教育?”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同年11月下旬,他自延安返抵张家口,华北联大师生举行欢迎会。成仿吾在讲话中,再一次表达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联大的深厚感情。1946年初,成仿吾曾同周扬、丁玲、萧三、邓拓、艾青等百余名知名文化工作者联名致电旧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言论自由,依法惩办文化汉奸,实行民主政治。同时,他还和联大教育长张如心等于张家口市创办了大型综合性文化半月刊《北方文化》,发表了许多有政治影响的文章。

    1948年5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于正定县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成仿吾任副校长。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入北京,12月并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在1948年、1949年两年中,成仿吾协助吴玉章校长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适应了全国解放新形势的需要。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成仿吾一直工作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务,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6年(1952—1958)中,成仿吾校长一贯重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认为这是帮助青年学生掌握思想武器,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重要一环。1952年,他到东北师大工作不久,就积极主持成立4个直属教研室,开设4门政治理论教育课。为了加强领导,他亲自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经常检查政治理论教学中的思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中央有关部门发来了一个关于停办政治教育系的通知,成仿吾认为这个系不能撤,政治理论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据理力争,不久,有关部门又纠正了这一错误主张。由于他坚持了正确的主张,东北师大在开展政治理论教育上少走了弯路。

    在思想教育工作中,成仿吾坚持开展时事政策教育、共产主义品德教育,以及日常的思想教育。他每年都按期给全校师生作形势任务报告,亲自给新同学作发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的报告。他曾把延安精神归纳为根本的两条:一是革命理想,即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二是献身精神,即为了伟大事业不怕任何困难,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终生。成仿吾归纳的延安精神使青年学生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获得了精神力量。

    为了使高等教育能适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政务院于1953年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要求高等师范教育必须在大力发展、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提高质量。当时,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成仿吾认为,高等师范教育是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的关键,而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又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高等师范教育质量不仅直接影响中等教育,影响新中国青年一代的培养,而且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甚至会影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完成。根据《指示》精神,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加速教师队伍建设和学习苏联经验促进教学改革三项基本方针来建设东北师大,组织全校人员紧紧围绕高师培养目标,改革旧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联系中学实际,一切按教育规律办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在短短的几年中,东北师大沿着正规化的道路前进了一大步,为教育战线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师资,并为学校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教育实践中,成仿吾一贯坚持教学为主的思想。他说,教学为主是学校工作的根本,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了。50年代末,他主持山东大学期间,正值“左”倾思潮泛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人心浮动,思想混乱,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在一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报告中,他向全校人员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从长远的观点看,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必须做到以教学为主,学生要以学习为主,否则将贻误未来。当时,曾有人质问,说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劳动者”,他当即严肃地指出:“劳动者”还有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的前提,如果舍掉这个前提,高等学校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他面对现实,采取果断措施,整顿教学秩序,加强教学工作,把学校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高等院校一般都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生产等任务。因此,有些教师就想以科研为主,不愿搞教学。成仿吾指出,“三者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合理安排,首先完成教学任务,教学为主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如果不以教学为主,光搞科研、写文章,我们的教学任务怎么完成呢”。他主张要奖励在教学方面有成绩的教师,牢固树立以教学为主的思想。

    在日常工作中,成仿吾把教学工作视为学校工作的第一件大事来抓。在他工作过的院校里,每逢开学第一天,他都亲自下去检查教学准备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保证按时开学上课。他还经常深入到各系去听课,检查和了解教师和教学情况。他严格要求教师上课一分钟也不能迟到,否则就毫不客气地不许进入课堂。这些措施和行动使教学工作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保证。

    成仿吾一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他说:“教师队伍建设是高等学校一项根本建设,而提高教师水平又是提高教育质量,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因此,凡是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无不把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放在重要地位来抓。”

    他认为,提高教师素质主要应从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业务能力和科研水平、外语水平等几个方面来抓。他说,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因此,作为一名高等学校教师,首先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这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才有基础。他要求教师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分别制订短期提高计划和长远规划,并从组织制度等方面予以落实。

    他认为,通过日常教学实践来提高教师素质是最实际的提高。因此,他抓紧日常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来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他要求教师正确处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辩证关系。他说,科研是教学工作的基础,教学质量的提高则是科研水平的直接反映,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成仿吾通晓日、英、德、法、俄5种外语,深知作为高等学校教师掌握外语的重要性。他说:“真正做学问,不懂外文不行。搞科研不能只靠别人翻译的东西,一定要把外文学好。”他在东北师大积极为教师学习外语创造条件,办了各种外语班,有成效地提高了教师外语水平。直到今天,每当谈到这件事,许多教师还都表示:“这要归功于成老啊!”

    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成仿吾特别着眼于新生力量的培养。他说,从长远看,这是学校建设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把它抓好,不然,我们就会犯战略性错误。1952年底,东北师大师资力量不足,有人主张去关内招聘,或请教育部调拨。他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培养。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培养研究生方案,1953年开始培养研究生。同时下大决心从各系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中抽出230多人作为助教与实习教员,并帮助他们制订提高计划,指定指导教师,规定培养目标、专业方向和培养年限。他要求“新教师必须尊重老教师,老教师必须爱护新教师”,充分发挥老教师在培养青年教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多种形式的培养,现在这些青年教师都已成长起来,不少人成为教师队伍中的“脊梁”部分,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有的人学术造诣较深,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的培养新生力量这一富于远见的战略性措施,对东北师大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根据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中学教师的需求,他积极倡导创办函授教育,培养在职中学教师。从1953年开始培养了几千名函授生,这对提高东北地区在职中学教师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教育部的通报表扬。

    “文革”期间,成仿吾已是70多岁的老人,同许多老同志一样,遭受到残酷迫害,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诬陷为“走资派”。“四人帮”还别有用心地重翻历史旧账,把过去他同鲁迅先生的笔墨之争无限上纲为“反鲁迅”、“反毛泽东思想”。在这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拿起战斗的笔,撰写《长征回忆录》,歌颂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永不泯灭的光辉,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痛斥和反击。当时,成仿吾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书籍和资料都被抄光,连使用的稿纸都没有,但他坚持要写下去,写一点就让夫人张琳和孩子们抄一点,并赶紧把抄好的稿件藏起来。好心的朋友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免得再遭祸殃,但他毫不动摇,并对孩子们说:“写好后,如果发表不了,就把它藏在山洞里,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世的。”此后,成仿吾还撰写了《记叛徒张国焘》等回忆录。不管“四人帮”如何猖獗,他总是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

    1974年,成仿吾被调往北京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专心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重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在读过《共产党宣言》重译本后,曾亲自到中央党校来看望成仿吾,并说做好这一工作有世界意义。

    1976年10月,猖獗达10年之久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强加给成仿吾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理所当然地被彻底推翻。他兴高采烈地同群众一起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活动。他说:“我一直深信这一天总会到来,它终于到来了!”1977年10月底,《长征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有日文、英文和西班牙文等译本问世。读者反映此书是“学习党史的好教材”,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仿吾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在《八十述怀》(七律)中写道:“人生八十古来稀,喜见妖帮又剥皮。阴谋欲毁英雄业,丑类终遭历史讥。拨乱反正人同愿,创新局面世所期。老头贡献虽惭少,敢与中青迈步齐。”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对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心情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气概。

    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主持复校工作。他指出“复校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要在恢复中求发展”,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被“四人帮”强令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82年9月,成仿吾以84岁高龄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入选大会主席团,并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前,他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和第五届政协常委。

    成仿吾晚年,曾先后被推选为中国文联委员、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委员、鲁迅研究学会顾问、北京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以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德国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

    成仿吾长期致力于党的教育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育著述甚丰。1982年,他口述的从事教育工作的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回忆录反映了他在战争烽火中坚持办高等教育的光辉历程,回顾了教育由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由非正规向正规化过渡这一历史性的转变。1983年,由中国人大、东北师大和山东大学联合编辑并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教育文选》,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党的教育工作的心血结晶,也是他留给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一份珍贵的文化思想遗产。

    1983年,因年迈体弱,成仿吾任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但他仍关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而奋斗不息,直至1984年5月17日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6岁。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成仿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为人忠诚老实,正直无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一贯关怀青年,热情地培养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深受广大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尊敬和爱戴。他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时,对“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的概括感到无限的骄傲与自豪。成仿吾是中国知识分子献身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一面旗帜,堪称千秋师表,一代楷模。

    为了永远纪念他,1986年9月10日,东北师范大学在庆祝建校40周年时,于校园内为老校长成仿吾树立了塑像。正面镌刻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题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成仿吾。”背面铭记着他光辉的一生和不朽的业绩。成仿吾毕生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的革命精神和献身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教师为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奋勇向前,永远向前!

    2006年4月2日,新华社北京电讯在“永远的丰碑”栏目中对成仿吾老校长光辉的终生业绩进行了专题报道。同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主要媒体也以“永远的丰碑”为题,相继对成仿吾的一生作了全面的报道。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生平》称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2007年8月24日是成仿吾老校长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许多单位和报刊发表纪念文章。这座丰碑将永远树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

 

(周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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