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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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晖

(1913—1995)

 

 

    陈元晖,中国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1913年9月18日,陈元晖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城头村。他3岁时,父亲到印度尼西亚谋生,一直未回家,后来客逝印尼。哥哥在他上学时也去印尼,青年时也死在印尼。他小时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糊口。他在本村上小学,1928年15岁时小学毕业。后来到本县龙田融美初级中学上学。当时家庭不能供给学费,他只好在学校一面劳动,一面读书,靠在学校扫地,擦地板,每月可以得到伙食费。由于学习成绩好,他在融美中学跳了级,只读两年即毕业。毕业后,因家境清贫,陈元晖于1930年入福州师范学校读书。该校完全免费,除供伙食外还有津贴。陈元晖在师范学校读了3年,1933年毕业。毕业后陈元晖在福州实验小学当教员,每月工资40元,连续当了3年小学教员,积累了三四百元钱,他就去考大学,考了福州的协和大学,以后又到南京考了中央大学,由于考试成绩优异,两校都录取了。他选择了后者,于1936年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陈元晖成长于现代中国社会动荡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郑重地选择了人生的方向,开始走上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道路。他进入大学后,立志苦读,博览群学,追求真理,接近进步同学。在抗日爱国思想的激励下,经进步同学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京市学生救国会(简称“救国会”,亦称“学联”),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当时救国会是秘密组织,宗旨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日救国。除救国会外,当时中央大学还有中日问题研究会和中央大学文学会两个进步组织,他参加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中日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是宣传抗日主张,经常举行讨论会、辩论会,探讨“打日本会亡国还是不打日本会亡国”这样的题目。当时右派学生认为日本工业发达,兵器精良,是世界强国,而我们工业落后,科学不发达,是弱国,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必亡无疑。左派学生则反驳这种投降主义的亡国悲观论调,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中大文学会团结爱国进步并爱好文学的学生,该会出版有文艺刊物。1936年鲁迅逝世时中大文学会曾举行追悼会,陈元晖也参加了。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轰炸南京,中央大学遭到破坏,师生离散,不久学校便迁往重庆。同年11月他从福建经江西、湖北到重庆继续上学。1938年中央大学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当时敢于参加学联并积极参加学联活动的成为发展党员的对象。同年5月陈元晖经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孙运仁介绍,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的思想基础是抗日爱国思想。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贪污腐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日的,艰苦,勇敢,所以他要跟共产党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同年,中央大学还成立了两个新的进步组织,一个是救亡工作团,一个是中苏问题研究会,陈元晖在这两个团体中都是负责人之一。救亡工作团团结广大爱国学生宣传坚持抗日的主张,组织了嘉陵歌咏团、民众夜校、临时救护队等。1939年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黄大朋调往重庆沙扇区党委会后,由陈元晖任党支部书记。他在中央大学临毕业的前夕,由于学生复兴社告密,进步同学遭到逮捕。组织上为防万一,通知他和石山撤退到延安,并要他们立刻动身,不携带任何衣物,书籍等照放原处,不许移动,以免敌人发现他们要离校。通知当天他们即到重庆化龙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集合,第二天乘八路军军用卡车去西安,到西安后住在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西安和延安之间的交通,他们在西安等了好几天。后来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医好手臂经新疆到达西安,他们一行人就随周恩来同志的车队去延安。从此,陈元晖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生活。

    陈元晖于1940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先被分配到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工作。中央青委书记由陈云兼任,实际负责人是冯文彬,宣传部部长是胡乔木。陈元晖实际是在宣传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室工作。不久又调他专任《中国青年运动史》的编辑,后来他又被调到青年干部学校教务处工作。1941年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他到教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教育研究室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创建新教育理论,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人员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研究中国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心,从调查研究入手,研究的内容和项目包括评议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教育史及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和敌占区3个地区的教育现状。陈元晖在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工作期间,为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由毛主席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成立,设六个部,把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第三部,集中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干部在此学习。陈元晖在中央党校第三部第五支部。在第五支部学习的人有艾青、杨朔、周而复、欧阳山和吴伯箫等人,支部书记是陈唯实。在中央党校,他参加了整风运动、审干和政策学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元晖随党校校部队伍转赴东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占领承德,到东北的路线受阻,他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银行研究室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八个月。1946年11月他从张家口抵达哈尔滨,被分配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任秘书。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是车向忱,副主任是董纯才。1947年成立哈尔滨大学,由车向忱兼任校长,调陈元晖任副教务长,兼该校社会科学院教育系主任和实验小学校长,并亲自为教育系学生讲授教育学课。1948年春吉林市解放,东北大学从佳木斯迁至吉林市。1949年学校又从吉林市迁至长春。陈元晖被调到该校任教育问题研究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并为历史系讲授中国革命史课。他在任教育问题研究室主任期间,曾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教育学理论,整理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为后来教育系的建立和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

    1950年东北大学改校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张如心鉴于学校性质改为高等师范院校,提出要在教育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筹建教育系,请陈元晖负责筹建工作。他认为,“先办好中学,才能办好大学的教育系”。因此他向张如心校长建议:“先让我办一所附中,然后再办教育系。”张如心校长采纳了他的建议,同年2月决定他任附属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全面负责附中的筹建工作。陈元晖在筹建附中的过程中,首先组建教师队伍。他认为要办好一所有水平的学校,关键是要有一支政治上、业务上过硬的教师队伍。所以,他在接交长春市三中时亲自选拔了一批较好的教师留校继续任教,又从大学各系抽调了部分优秀在校学生来附中任教,这些人便逐渐成为附中教师队伍中的骨干。陈元晖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十分重视教育理论学习,在一次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提出:“附中教师应当是教育家,不要做教书匠。”他要求教师不要“墨守成规”,应当既有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又要有创造精神,这样才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曾组织全校人员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在当时应当承认是比较先进的教育学)。从理论上系统地武装教师。他曾多次亲自为教师、干部作学习辅导报告,对附中教师、干部的教育思想建设和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了教师钻研教学、学生认真学习的热情,为附中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陈元晖在主持附中工作中还非常重视教育实验研究工作,他要求各教学组和教师要按照学校的要求,在教材、教法和学生的思想、知识及学习水平方面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经全体师生共同的努力,附中具有实验中学的性质,是师范大学学生教育实习的基地,成为一所崭新的中学。他为附中的建设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他80寿辰时,附中师生送给他的贺幅写道:“创建附中,功在百世。”

    1951年东北师大成立了教育系,由陈元晖兼系主任,并主讲教育学课。他在任系主任期间,特别注意基础学科的建设,即强调要把教育学、心理学及教育史课教好。他认为基础课学好了,其他课程就好学了。特别要提到的是,1953年大学决定成立研究部,文科几个系举办研究生班,他主持了教育系的研究生班,并亲自为研究生讲课。教育系的研究生班经一年半的专业学习,毕业后部分研究生留教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余研究生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分配到华南师院、华中师院、西南师院、西北师院、西安师院、安徽师院等高等师范院校任教。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各院校的教学骨干,有的做了行政领导干部,他们为高师院校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陈元晖于1954年从东北师大调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任教育编辑室主任。1956年他参加了由国务院科学发展计划委员会主持的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这个规划制定以后,成立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他参加了筹备工作,并任研究员。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3个研究组:教育学组、心理学组、教育史组。陈元晖参加了教育史组的研究,长期研究的项目是解放区教育史,搜集苏区和延安时期的教育资料进行总结。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辑机构成立,他先在哲学组工作,后因教育组的董纯才日常工作过忙,便调他到教育组任组长,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

    由于陈元晖在大学读的是心理学,他的老师和同学多在心理研究所和心理学会工作,这时他也参加了心理学会。学会的理事长是他的老师潘菽,他任常务理事。学会出版《心理学报》,他任常务编委。在心理学会工作期间,中宣部召集在京心理学工作者座谈会,强调教育心理学对教学改革的重大作用。会后成立了教育心理研究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任,负责介绍教育心理学和美国的机器教学等专题。在1962年、1963年的两年间。他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长春和北京等地召开的心理学会上作了8次学术报告,着重讲了“教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的几个问题”、“现代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教育观——教育即生长”、“思维及其研究方法”等专题,在全国教育心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的教学改革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陈元晖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教育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工作,近10年之久。1964年3月,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在长期研究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致力于哲学研究工作。不久,他参加了全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并担任组长。1964年底,全所先后到湖北襄阳和江西丰城参加农村“四清”,他任工作队工作组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年,“四清”尚未结束,学部要求回京参加“文革”,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并被追查历史问题。1970年5月,随全所人员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同年6月,在干校经过调查澄清了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宣布解放。1971年返京,先在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室工作,后任该所顾问。1981年6月,陈元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教育)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文化书院委员会委员。1982年,陈元晖主持筹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任第一任会长,后任顾问,还兼任《社会心理研究》杂志主编。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陈元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教授。1983年离休后,他以更高的政治热情,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培养博士研究生。他先后指导过三届博士研究生,知名的理论社会学家苏国勋先生就是他的高徒。

    陈元晖在革命队伍中始终是一位学者、教育家。他热衷教育事业,立志以科学真理唤醒民众,求民族之振兴,国家之富强。尤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人的成长发展与教育培养问题。他对教育学学科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因此,教育学是他一生研究的重点,用力最多,而论著亦最为丰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30年秋季进师范学校开始学教育学,到现在已过去了一轮甲子,到1990年整整60年。以后在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也是以研究教育学为主。由于这些历史和职业的原因,《文集》(指《陈元晖文集》)中的文章,教育学类就不免较其他两类(哲学、心理学)多些。”实际上他在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著述。

    在教育学方面,他的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着重教育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教学法原理》和《中国教育学七十年》。

    《教学法原理》于1977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章,26节,近10万字。在“教学法所研究的对象和它的理论基础”一章中,他论述了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和学生的自觉活动下,依照共产主义教育目的和任务,以知识、技能、熟练技巧来武装学生,并在科学知识基础上培养学生智力、才能和禀赋的有计划的过程。他还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是教学的指导方针,巴甫洛夫学说是教学法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身心发展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一章中,他阐述了教学过程是教导学生认识客观世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看,教学过程和一般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又不完全一致。因而,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忽视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在“教学原则”一章中,他分析了教学原则的意义及其运用,指出:直观性原则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儿童思维发展规律的。直观性原则的运用容易使学生所学得的知识巩固和持久,可以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语言的丰富。他还指出逻辑性原则要求教学必须在学生思维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思维活动的规律是进行教学的依据。逻辑性原则的运用要求教学要循序渐进,从分析和综合开始,到抽象和概括、判断和推理。陈元晖指出实践性原则包括两个含义:第一,学生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知识;第二,获得知识必须经过实践考验,应用于实践,才算真正的知识。因此,科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的联系,应当贯彻于学校全部教学体系内。在“教学方法”一章中,他指出教学原则的具体运用是在教学进行中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他还指出了选择教学方法的标准,及讲述、讲解、讲读、讲演、谈话、演示、实验、观察和参观等教学方法的意义。在“教学组织形式”一章中,他叙述了班级授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组织班级授课的原则、授课过程的环节和类型、教师对授课的准备及复式班级编制课堂教学组织的特点等等。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出版较早,不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综观全书,他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武器,结合其多年教育教学实践的经验与体会,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学中的诸多问题。这在当时对于初学教育学理论的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不失为良师益友,对于普及教育学理论知识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发表在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陈元晖在这篇长文中,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教育学70年的历程进行了一次冷静而客观的整体检讨。他从唯理论到经验论,从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到“文革”后西方教育思潮的传入,对中国教育学70年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评述。他对教育学理论的整体思考所秉承的思想武器,是用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用批判理性来反对经验论及武断论。文中着重评述了凯洛夫《教育学》的长处及其存在的缺欠。文章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是必要的。把凯洛夫教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这项工作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可讳言,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理论界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指出凯洛夫《教育学》明确宣称教育学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科学,并把心理学知识应用于说明教育和教学理论,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值得吸取的。但在凯洛夫《教育学》中,机械论多些,辩证法少些,尤其论“上课”这一部分的章节里,明显地表现出形而上学的严重影响。这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此外,文中回顾了“文革”后国内出版的中国教育学者自编教育学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他根据《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科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提供的材料,指出1979—1989年10年间共正式出版教育学教材78本(部),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外国,“盛况可谓空前”。文章认为,十年浩劫之后,教育研究的重新上马,先从编写教育学教材着手,这是各级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教育学者的迫切要求,也是教育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因此,广大教育学者付出的劳动和在教育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步是不容否定的。但应指出在这众多的教育学著述中,不免出现了“千人一面”和“大同小异”的情况。虽然各版本有某些差别,不尽相同,虽然都是中国教育学教师自己编写的,但是,都是根据外国教育学的结构、理论、体系编写的,都是用同一蓝本,可称之为“进口教育学”,使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告诫教育学者应从自己的梦想中醒来,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为构建能“出口”的新教育学而努力。他指出“新教育学应该是辩证法的”,提出“教育学要与未来学相结合”,“人类是面向未来的,但没有教育的未来,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还指出,“只有在总结了我们的教育学的丰富的宝贵的遗产后,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进口教育学而有出口的教育学”。他的这篇长文被认为是教育学今后良好发展的新起点。

    此外,他还发表了《“人才学”还是教育学》、《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来进行课程改革》、《中等师范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使人聪明之学》、《科学与教育》、《“一般系论”与教育学》及《教育实践与教育科学》等多篇论文。

    第二,陈元晖注重中国古代教育遗产的挖掘。他意识到中国古代丰富的教育遗产在构建“新教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新教育学”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著作,是自己的两千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固然与外国学者们研讨是不可忽视的,但忽视自己的积累长达两千年(从孔子的《论语》算起)之久的遗产,是不能编出新教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教育遗产的挖掘与研究。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是他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开拓之作。书中论述了书院制度的起源及其沿革,指出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的重要制度,它为封建社会培养后一代的工作提供了一套办法。他概括了书院教育的特点:一、书院和一般学校不同,它不仅是一个学校,同时又是学术活动的场所;二、书院提倡讲学,组织讲会进行会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百家争鸣”的作用;三、书院门户开放,不受地域的限制,慕名师不远千里而来,书院是来者不拒;四、书院在德育方面提供了为封建社会培养后一代的一套办法;五、书院在教学方法上有一套在封建社会中较为进步的方法,书院的讲师注意用谈话方式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德修业;六、书院在整理古籍、注疏古籍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七、书院一般是反对科举的。他的这本著作对于今日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很有启发的。

    他更为推崇的是《学记》一书。他曾多次向学生们讲,《学记》是中国古代的教学论专著。他认为《学记》中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12个字中,“道”与“牵”是对立的,“强”与“抑”是对立的,“开”和“达”是对立的,三对对立的东西组成一个教学论,这既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又概括了教育原则和方法。这12个字可以阐述发挥成一本“辩证的教学论”专著。他曾拟定了一份《〈学记〉教育思想研究》一书的撰写提纲,但只写出了部分书稿,便与世长辞了。

    此外,陈元晖还撰写了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系列论文,有《卓越的教育思想家——孔子》、《孔子的德育思想》、《孔子的美育思想》等,对所论及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

    第三,陈元晖重视对西方教育思潮的评价与批判。他从40年代就开始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50年代中期就发表了研究与批判实用主义哲学及教育学的专著。他在《文集》自序中说:“我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1941年就有。1941年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我进院在教育研究室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当时我写了《杜威批判》一书,5万多字。1956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一书,就是《杜威批判》一书的扩充。”在该书中,他揭露了经验主义的缺陷,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虚伪性。此外,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一书中,还细致地分析了种种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的现代中国教育运动,如晏阳初先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教育运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运动”,以及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这部书于198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曾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史教学参考书,并多次重印。

    在哲学研究方面,陈元晖基于其多年从事教育学的研究,深有体会地说:“教育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使人聪明之学。”他毕生关注的主题就是如何提升教育学这门“使人聪明之学”的学科发展水平,从而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新质的创造及民众素养的提高。因此,他在研究教育学中非常强调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观念及方法,以丰富教育学自身的营养。他呼吁教育学者不应坐井观天,应虚心向心理学、思维科学、系统论等学科学习,尤其要重视学习哲学。他认为哲学和教育学不是两种不同的“行业”,而是“同行”。教育学如果不同哲学结合,就失去理论基础,缺乏理论基础的学科就不称其为科学。他说:“教育学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就是由于它忽视哲学。”

    陈元晖对哲学的研究开始于大学时代,他在大学读书时,虽然主修心理学,但选修了方东美先生讲授的康德哲学、李正纲先生主授的佛教哲学等课程,十分重视哲学学习。他曾广泛涉猎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以及一般系统论等知识领域。正是在多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学术思想的显著特色。由于他精深的哲学素养使他观察教育与心理问题时高屋建瓴,而丰富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又深入了他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研究重点在于对西方种种经验主义思潮如马赫主义、实证主义及实用主义进行学理上的批判。他一方面运用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采用的思想武器,如他自己所说,“列宁是伟大的,列宁的著作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浸透着康德的批判理性精神。他对康德哲学兴趣颇浓,研究精心。所以,1981年他曾作为特邀学者参加西德美茵市第三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82年他曾构思已久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论康德的时空观》终于面世。他研究哲学开始是从批判杜威实用主义入手,到60年代便转入对马赫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与批判,深入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先后发表了《列宁和自然科学——纪念列宁九十诞辰》、《马赫主义批判》、《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批判》、《论王国维》等10余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分别就他们的成就、局限性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作出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与精辟的臧否评说,显出了他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

    心理学在陈元晖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接受的是规范的心理学,但他的工作环境缺乏实验室这一类实验研究的条件,因此他在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最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心理学的研究。他对心理学的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有关心理学的方法学,写有《心理学的方法学》一文;第二,有关西方心理思想的评价及其在中国心理学重建中的地位问题,代表作有《论冯特》以及《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第三,有关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著有《论儒化》等。

    1960年,在中国心理学界盛行极左思潮的历史背景下,他以一个正直学者的勇气发表了长文《心理学的方法学》。文中虽然严厉批评了西方某些心理学家如勒温、赫尔有把实验法及数学法变成方法游戏的危险,但他更为严正地肯定实验法及数学法是科学心理学赖以健康发展的有力工具。他策略地重申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心理学研究法,正是冯特所开创的实验传统中的一种。他根据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的存在,明确地指出阶级分析法在心理学方法体系中的狭隘性及武断性。

    1963年,他发表了《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一文,公正地评价了一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儿童心理的卓越贡献,以及皮亚杰把数理逻辑移植到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篇论文是我国心理学家研究皮亚杰的最早的文献之一。1972年在心理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他出版了“文革”后我国心理学界第一本专著《论冯特》。在这本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著作中,他概要地回顾了西方心理学诸多流派的嬗变,公正地评价了哲学上的马赫主义者冯特在科学的心理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对心理学的贡献,指出冯特在哲学上是一个胡涂虫,但在他所从事的自然科学范围内是一位卓有见地的科学家,他的杰出贡献是1879年成立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引进心理学,从而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心理学不再是思辨的而是实验的科学了。他的这本书对心理学、哲学、教育学工作者都很有教益和启发。

    1990年,陈元晖的《论儒化》面世,他呼吁重建中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汲取多学科的营养,努力尝试把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借用过来,以丰富社会心理学的品格。他还为学术刊物《社会心理研究》的创办撰写了发刊词。在这之前,他还发表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学》、《从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看心理学在战争中的作用》等论著。这一切都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2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元晖文集》(上、中、下3卷)110余万字,便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著述,今天在国内外学术界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正当陈元晖继续为教育事业作奉献时,不幸因长期的肾病导致心衰,于1995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陈元晖一生对人民教育事业忠贞不渝。他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和取得的光辉业绩,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典范,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永远怀念的。

 

(赵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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